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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访
1998年1月26日，山西省文水县农民王青华利用工业酒精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出售，从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朔州市大规模中毒事件。在当时，共有222名群众中毒，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事件，在当时成为全国各个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被人们普遍称之为“朔州毒酒案”。一时间，人们闻山西酒变色，而朔州的酒更是首当其冲，销量从此一蹶不振。
如今，整整4年过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受害者痛苦的面孔已在人们脑海中逐渐淡去，但是“朔州”这个地名却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朔州当地的白酒业也没有能够冲出低谷。
“朔州毒酒案”令人不堪回首，没有人愿意把这翻过去的一页重新翻开，旧事重提，更何况那些来自事发当地的朔州人。然而，2002年2月4日，朔州著名酒厂“三禾酿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齐游中却专程走进了北京，在众多媒体的目光之下，重新翻回了当年那痛苦的一页。这次，他却是告诉人们，当年的“朔州毒酒案”不仅仅给朔州人留下了失去27条生命的痛苦，还给他们这家在朔州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公司带来了鲜为人知的长达四年的伤害。究竟，那一起被称之为“朔州假酒案”的特大中毒事件在这四年中给这家朔州的酿酒公司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是什么使他们满腹委屈地进京诉说？记者专门进行了调查采访。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凭什么让受害者替造假者背黑锅
2002年2月4日，山西朔州三禾酿业有限公司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会上，该公司董事长齐游中表示，他们要“讨个说法”。在会上，他大声疾呼，4年前的“朔州毒酒案”，使公众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把“朔州毒酒案”误认为这些毒酒就产自朔州，朔州的酒就是毒酒。一夜之间朔州的酒业几乎濒于崩溃，致使整个山西的酒业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让受害者替造假者背黑锅？”
三禾酿业有限公司方面表示，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在公众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场查封“山西酒”的运动波及全国，所有山西酒的美誉度顷刻间跌至谷底。“可以说，地方的形象、声誉、经济损失，以及企业遭遇的挫折，不亚于给无辜死亡者家属所带来的伤害。故而，我们不惜撕揭这个没有愈合的伤疤，痛心疾呼：对事件的命名给个说法，别再让受害企业，也同样受到死亡的伤害。”
他们还表示：“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对假劣伤害事件名称、范围的界定制定相应的规则，予以规范。”
-2000多家经销商中
1500家立刻就退货了
事情还得从四年前那个轰动全国的“朔州毒酒案”说起，齐游中董事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了记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2月5日，齐游中已经回到了朔州的公司。记者刚一问起他关于这件事情的情况，他就情绪激动地向记者介绍起来：“我们酒厂从1999年开始就打算把市场做大，走出朔州乃至山西市场，但别人只要一听是朔州酒，连想都不想就走了。”
“1998年，是文水县一个村的个体户销售了由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当时，我们朔州是最大的受害地区，像朔城区、平鲁区都出现了中毒人员大量伤亡的情况。事件发生后，我们当地政府部门高度重视，避免了更多的伤亡。但是，当时的新闻全部报道为‘朔州毒酒案’，而且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这便在人们的脑海中树立了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朔州的酒喝死了人，朔州的酒都是毒酒。”
在那个并不平静的春节之后，齐董事长发现他们生产的酒一下子卖不动了。就在出事的当月，全国各个地方的经销商纷纷向他们退货，山西省内朔州境外的酒商也开始把整箱整箱的三禾酒送了回来。主管市场的副总经理吕准这样对记者说：“在1998年以前，我们已经固定地建立了客户2000多家，销售网络遍布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但是1998年的事件发生以后，1500家经销商立刻与我们中断了全部业务关系。我们生产的白酒几乎是不带拆封地退了回来。我们的业务员本来是推销酒的，但是那一段他们东奔西跑，却是天天忙于退货和索赔，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把退的酒带回来，再负责把酒给倒掉、烧掉、销毁掉。那会儿，我们的业务员都是含着眼泪回家，待看到我们自己的酒被销毁掉，常常是号啕大哭。”
齐董事长回忆起那一段日子，告诉记者：“真的是很沉重。”吕经理则说：“一句话，‘哭没有哭法，笑没有笑法。”
-我要卖了你们的酒，
人家会砸我的头
作为公司负责市场的副总，吕准一提起出门推销自己的酒，就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记者请他举几个例子告诉记者他们的推销员在这四年中都遇到了什么，他对记者说：“这些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太多了。”
在山西忻州，有一个经销点的经理名叫姚文泽，毒酒事件之后，他那里原本不错的销售量一落千丈。而在这时，他的爱人马上要生小孩了。这时，他为了去把酒推销出去，硬是没有回到他爱人的身边，而是在忻州市场一家一家地敲门推销三禾酒。结果，等他回到家，孩子都快满月了，可再看他手里的酒，根本就没有卖出去多少，而千辛万苦卖出去的还不断有被退回来的。原因只是一个：“我们不要朔州酒。”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只能感到悲哀与现实的无奈。
同样是在忻州，有客户对吕准说：“我们不是不愿买你们的酒，但是要知道，你们朔州的酒根本卖不出去，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效益。顾客说，你们朔州的酒都是假酒。我要卖了你们的酒，人家会砸我的头。”听着这话，吕准什么也说不出来。
即使在山西省内，朔州的酒也一下子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在太原，一个经销商指着吕准的鼻子说：“你们要赔我钱！你们的酒有毒！”
吕准还记得许多销售员的痛苦：“销售部高英、水丽红推销回来一无所获，抹着眼泪对我说：‘吕总啊，没有出路我们怎么办啊？’车间王栋、李成满、赵润望着车间里堆积成山却卖不出去的酒是那样无望地看着我。”齐游中告诉记者，每次推销员出去都是含泪而归，给他们的差旅费都是白花出去了。有人建议他们做广告，他们一开始也动过这样的念头，但边上有人说了一句：“咱这情况，做了也白做。”想想有道理，他们只得作罢。
-眼看就要到手的合同
顿时化为了泡影
身为公司董事长的齐游中至今对这样一件事情念念不忘：“我在北京通过一个朋友牵线搭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客户。我们谈了很久，我给他详细地介绍和推荐了我们的产品，他也仔仔细细地观察了我们的产品，最后他笑着对我说：‘齐总，你们的产品，从包装到质量，都没什么可挑的了。’我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要知道，这个合同一签下来就是一个30多万的大合同啊！可是，没有想到在不经意中，他发现了我们的包装上印着‘朔州’二字，那位客户马上变了脸，说：‘对不起，朋友。齐总，这件事难办啊。要知道，你们朔州的酒，是卖不出去的，我们绝对不敢要。’眼看就要到手的合同顿时化为了泡影，这对我的震动太大了。”
“还有人对我说过，你们朔州卖的就是假酒、毒酒！这简直就是歧视。”齐董事长愤怒地对记者说。
-当时在想，打开销路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记者问三禾公司的管理层：“在‘朔州毒酒案’发生之时，你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事件会给你们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吕准副总经理这样回答：“事件发生时，我们当然觉得这个事件很严重。但从上到下一致认为，‘只要不是我们造的假，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其实，我们厂于1996年刚刚改制，经过两年的奋斗，我们的效益稳步上升，1998年大家正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当时就总在想，总有一天我们能闯出一片天空，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然而，三禾公司显然把事情想得简单了，他们低估了在大众传媒里频频出现的“朔州毒酒”四个大字对消费者的影响力，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事件名称的界定会使他们那个原本以为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未来。四年里，公司业绩没有任何起色。
三禾公司急了，全公司800多员工，原来是100多营销人员，假酒事件后，300多人成了营销员，接近一半人数。他们把包装盒上的厂名改了又改，把“朔州”两字狠狠心给划了，只留个“山西”二字，叫做“山西三禾酿业有限公司”，收效甚微。人家一看酒盒子上的“山西”两字就不要。据说，在西南某省，不少酒店、饭庄打出了“本店不售山西酒”这样的横幅，与“饭菜可口、厨艺一流”这样的标语挂在一起，成为了极有效果的广告。
经销商也急了，不止一个经销商给三禾出点子：“你们可以跟外地的酒厂搞合作，别管人家是什么小厂，然后包装上用人家的厂名。别不服，人家再不知名也比你们的酒好卖。”
那三禾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三禾不同意。
-推销员先喝自己的酒，证明自己没喝死
据记者了解，三禾的酒在朔州当地现在卖得不错。齐总告诉记者：“我们在朔州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已经相当高了。”据齐总介绍，能在当地占有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人都还知道假酒案的假酒不是当地的酒，而是来自文水。“事件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的消费者也不喝白酒，改喝啤酒和红酒了。但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喝惯了白酒的，所以还是有需求。再说，我们的酒质量不错，大家自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吕准副总经理告诉记者：“要说这几年我们也恢复了一些市场。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恢复的吗？我们的推销员把酒拿到经销商那里，打开瓶子先自己咕咕喝下去。然后站在那儿等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以后告诉他：‘你看，没事吧？我没喝死吧？我保证这是合格的酒。’就这样，用这样的举动才一步一步地打动了一些经销商。”
“这四年，太不容易了。我和齐总都哭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吕准副总经理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
-如果把事件定名为“文水毒酒案”，
我们就不会这么惨
“‘朔州毒酒案’是个极为严重的事件，但是过去谁也没有严肃地去思考事件命名的问题。我认为，事件的发生地往往是受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已经流血了，就不要让他再流泪了。对于一个事件的界定，我认为应该是根据其制造者来命名，我们应该让事件制造者接受惩罚，而不是让受害者背上负担。那种习惯性的冠名方法是绝对不可以的。像这次，朔州明明是受害者，但事件定名却是用的朔州。结果，我们朔州的酒业大受伤害。如果把事件定名为‘文水毒酒案’，我们就不会这么惨了。”齐游中告诉记者。
齐游中还对记者说：“我们还希望媒体和消费者要划准事件发生范围，比如这次的事件，造假酒的原本只在文水，但后来就说到了朔州，最后直至全山西，好像山西的酒都是假酒一样。我们山西5000多年的酿酒史，怎么会都是造假酒的呢？我还希望消费者能够提高消费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尤其不要存在消费歧视。”
吕准则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媒体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山西省有130多个市县，作假的文水距离朔州350多公里，明明是那里造的假酒，却让我们承受压力，太不公平了。希望媒体今后能考虑到这些因素，不要再不负责任地报道了。‘朔州毒酒案’的定义令我很不解，这样定义的结果只能使好坏不分，伤害无辜。”
吕准还举了许多近年来的例子，说明遇到这样情况的绝不止他们一家：“河南原阳的毒米卖给广州，就称为了‘广州毒大米’。还有什么‘赣南毒猪油’、‘欧洲疯牛病’。这些称呼都不准确。”
记者最后问这两位公司领导，对今后消除“朔州毒酒”的误解有没有信心。他们都表示，有信心。吕准副总经理表示，只要我们的产品过硬，只要我们的企业有信誉，我们一定能够成功。齐游中则说：“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澄清这件事。如果不澄清的话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走不出去的，所以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走出去打外地市场的决心。在消除误解之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朔州是桑干河的发源地，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作家丁玲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信三禾公司现在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外地销售额的太阳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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