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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炬栽了。今后人们将更多地通过反腐败成果展览会来了解这个人了。踏上深圳这块热土的时候，他正值不惑之年。历史赐给了他大展身手的机遇。不过，那时的王炬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耳顺之年的时候，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严厉的审判。 王炬几乎失去了一切：党员身份、公职、退休待遇、儿女的幸福。也许他对自己曾有的功勋有点念念不忘。但这一点只能留给历史。眼下，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忏悔。 王炬案冲击波 当笔者向一位以研究特区经济为己任、亲眼目睹深圳成长的学者谈起王炬案时，他答以4个字：说不清楚。而纪委给市直各部门的通知里明确要求，凡是涉及王炬案的采访一律要经过纪委部门的批准。这点不难理解，毕竟这个案子牵连太广，其中涉及到的省内外厅(局)干部就有6人。
不过，人们的感受确是清楚和实在的。在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内，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的一些负责人职位都空缺着，某些对外业务也一度中断。企业和市民要办事连人都找不到。
那些和王家关系不清不白的房地产商们则纷纷逃离，结果就是楼盘的烂尾。摊子铺得越大，后果就越严重。比如与王家牵连较深的黄氏兄弟。据知情人士透露，黄氏兄弟中与王氏有牵连的是国都集团黄茂展、大中华国际集团的黄世再、信和的黄振华、茂业的黄茂如。当年王炬任龙岗区委书记的时候，黄氏兄弟就开发过一些问题楼盘。随后，黄氏兄弟又在市区开发地产，其中以大中华国际为最。现在，如果你来到正在如火如荼搞建设的福田中心区，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极不相称的烂尾楼—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建筑物已近封顶，但随着老板的逃离而烂尾。在繁华的火车站旁边也有大中华的一个“杰作”。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坊间流传：2001年深圳市综合开发企业年审排名第一的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有次喝茶碰到一个朋友。他对王石还能在公开场合悠闲地喝茶感到十分惊讶，说：“王炬出事了，你在深圳搞地产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牵连？”此时，一份坦然竟成了许多业内人士最稀缺的财富。
更着急的当然是业主。已经有业主开始投诉大中华开发的另一楼盘汇景豪苑迟迟不交楼。当人们碰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有意无意中总会提到王炬案。
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一个“温莎广场”项目就让国家从地价里流失了1.2亿多元。当王炬家里摆满了各种贵重物品和忙着转移存款的时候，当王炬的女儿王涛、女婿冼伟通过收“好处费”和索取等手段聚敛上亿财富的时候，不知道又有多少倍于此的金钱通过各种名目流失了。这些还有办法追回来吗？
堕落从升官开始
王炬案的关键词是“土地”。在抒写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人们总不会忘记给深圳人记上这样一笔：是深圳人最早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深圳人从土地价值里得到丰厚的回报。据统计，从特区成立之初，依靠土地积累每年投入到公共建设的资金达40多亿元，这一数字从1996年后每年更达到100多亿元。土地收入已经是深圳市的第二大财源。
不知道当人们在享用着这些公共建设的好处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要面对王炬这样的人物。根据公开的材料，王炬的堕落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时王炬的官场生涯的抛物线正处于令人亢奋的上升期，当上深圳市委常委，官途一片光明。然而，官运上升和堕落从此也就开始同步进行。
深圳的特殊在于它是一个五湖四海开发起来的移民城市。这里上演的不仅仅是个人奋斗成功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神话。其实，对“市场经济”触角伸得最深的另有其人，比如转制的工程基建兵、中央部委、各地办事处等。毕竟那个时候我们连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都没有。于是，方方面面齐抓共上，都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许多人在谈到王炬的时候之所以感到比较复杂，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其实王炬对深圳市建设及房地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正是他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才能将那么多的基建工程兵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开发深圳这片热土。他们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没有亏待他们。这些做出特殊贡献的基建兵后来大都充实到了建设主管部门单位和建设控股系统及其它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这些企业和政府又有割舍不断的关系。政府曾经划拨某一地块由他们自己经营开发，如长城公司开发白沙岭、天健公司开发景田片区、华侨城集团开发华侨城片区(其集团主席任克雷曾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在王炬事件中落马的李育国、马恭元就是这样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利用的就是这种优越的地位来聚敛财富。而他们与一直主管或分管城建和国土工作的王炬之间的关系就越陷越深。
“其实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做官也是很不容易的，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一位曾任国土局下辖的房地产交易中心总经理助理、现已“下海”的业内知名人士说到。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体谅，也可以说这描述了一种蜕变的危险。
所以，王炬案出来后，慌张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奸商”。王炬案的爆发，也就不仅仅是又一个贪官堕落终得报应。这里告别的是一种曾经辉煌但已蜕化变质的旧体制。它无异于这样的呐喊：
别了，王炬；别了，那些曾经做出特殊贡献但又滥用了这种贡献的人们！
被黑手操纵的“计划性”
我们可以告别王炬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但我们还是不仅感叹：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的人或部门或单位都争相参与到发财致富的梦想中，深圳这块热土也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机遇，可是好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却是如此艰难。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深圳在1987年12月1日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这在当时是一种“违宪”的创举。拍下这一槌的就是后来当了6年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在王炬案中独善其身的刘佳胜。
事实上，早在1986年，刘佳胜就起草过3年内特区土地交易全部招标拍卖的方案，“但后来这个方案都没有敢往上报，先拍了再说，因为配套改革太宏大了。”“报上去所有人都会反对你。我坦率地说，规划局、建设局、计划局、银行都会反对你，各个市长分管一条线，他们也会反对你，更何况它在当时还涉及到要修改《宪法》，因为你是在变相买卖土地。”刘这样解释方案流产的原因。《宪法》很快也修改了，但深圳市的土地市场仍然困在双轨制里面。
根据深圳市房地产年鉴，1987年到1999年，深圳市利用拍卖和招标两个方式一共卖出了80多块地，出让面积基本上都在1万平方米左右。而每年协议出让面积是100多万平方米，根本没有可比性。1995年、1996年还一度终止了土地拍卖。1997年连一次招标或拍卖都没有。1998年当深圳市通过卖地赚了108个亿的时候，许多城市都有点眼红。但这一年仅有的两次招标和两次拍卖，一共只有3.3亿元。刘佳胜也承认，1999年之前，90%的土地实行的都是非市场价格的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的价格通过地价表反映出来，它是参照城市发展度、配套设施情况制定出来的。深圳宝安区龙华土地所所长贺承军说，这仍然带有一定的计划性，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出土地的市场价值。他举例说，盐田好的地块也能够卖出好的价钱来，但“地价表”中并没有反映出来。同时，计划性也就意味着很强的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这里的危险在于：在协议出让土地阶段，通过各种路子取得的“地皮”必然要“热炒”。1993年，深圳“天安国际大厦”每平方米曾经卖到2.5万元港币的天价。背后的支点就是特区优惠政策所造就的高期望值。特区的“特”无意中充当了一个个暴富神话的水源。
结果我们就把矫正力量交给了无情的市场铁律和中央的宏观强势调控政策。每一次市场铁律的发作或者调控措施的推行，都让深圳陷入了消化遗留问题尚且不及、遑论其它的境地。
大浪淘沙，该富的早就富了，烂尾的还呆在那里等待政策，真正坦然的却不多。正像一篇揭露地产黑幕的文章里说的：“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
想说“别了”不容易？
王石却很坦然。当王石面对朋友疑问的时候，他说自己心底无私天地宽，自己的土地都是正规渠道取得的。
但这份坦然来得并不容易。所谓的正规渠道的含义是这样的：万科在深圳几乎没有拿到一手地，都是转手多次。它根本无法享受到一转手就赚钱的那种原始资本积累的快意。但历史的吊诡也就在于，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却造就了一个中国一流房地产企业的传奇。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博士潭刚说，房地产项目真正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市场化方式发育起来的。总能从政府那里拿优惠政策的后来基本上都不行了。“尽管历史遗留用地和企业遗留用地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但土地进入阳光交易时代已成定局。”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深圳房地产协会副会长王波说。
历史终于证明了这个道理，但不一定就改善了你的处境。王石曾经说：“其实，开发商早就没什么利益了，平均利润率也就7%左右吧，而国际一般是8%左右。其实传说中20%到30%的利润主要是土地增值所得，包括有些开发商通过另外的途径取得了好地。” 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万科以4亿元天价(超出底价1亿多)取得“盐田地王”的同时，它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却兵不血刃在附近拿到了一块更大的地。这是什么时候？这正是深圳市政府宣布“凡经营性、营利性项目用地一律以招标或拍卖的方式出让，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仅限工业用地、微利房用地、机关事业单位用地和军事用地”的时候，正是大陆外的资本豪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资本运作进行圈地运动的时候。 历史的迟误并不仅仅体现在并不公平的土地市场。深圳现有注册房地产企业500余家，其中年开发量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企业约有20家，而香港房地产龙头企业年开发量可达千万平方米。相形之下，深圳多数房地产企业规模和实力均太小。这与土地批租政策缺陷导致的房地产开发准入制度不明确不无关系。当还有很多企业可以通过非市场化的不正规的方式拿到土地的时候，真正市场化生存的企业是很艰难的。当人们都在叫喊狼真的来了的时候，这种艰难变成了一种接近遗恨的东西。 所以，别了，王炬，真的这么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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