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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从四川到上海打工的肖先生一脸无奈地跟记者说：“第一次办4证时，总共花掉了800多元钱，还得一年一换，很麻烦。而且，许多地方规定只要本地人。”
来自江苏南通的民工季先生说：“1999年，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上街买东西，碰到了查证的。一起去的十几个人，只有一人没带。结果，大家都被带走了，怎么解释都没用。”
他说，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有的甚至被遣返，更不用说管理人员随意毁坏民工的证件。
对记者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表示什么愤怒。很多民工表示，碰到这样的“不公正”待遇，大多数“忍忍算了”。即使忍不住，也只能跟同伴说说，因为根本就没有申诉的途径。
从河南到北京打工的小常说，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饭店，做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最后老板却对他说：“我的店都还没赚钱呢！你向我要钱，我向谁要去？”
说起这些经历，小常认为“很平常的”，因为克扣身份证、讨不着工钱反被打的事情许多人都经历过。让小常想不通的是：我只想找碗饭吃，可为什么这么大个城市就容不下我呢？
可很多城里人却不这么认为。最普遍的观点是：民工潮的冲击太大了，让流入的城市感觉“坐在炸药包上”。比如，有数字说，北京市1995至1999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于是就有许多人抱怨，“都是民工闯的祸”。
有专家评论说，基本权利尤其是基本的经济权利无法保障，使民工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无法形成正常市民应有的规范和法制观念，也迫使他们站到了与城市对立的位置上。
“民工潮”对城市原有的社会秩序的确形成了挑战：最直接地体现为水电供应和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的紧张；其次，在农民工聚居的城市局部，必然会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商品供应和生活服务系统，比如日用品供应、教育、医疗、公共电话、理发、浴池等。可这些服务单位多被拒绝在城市规划之外，处于无证和非法经营状态，从而使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管理混乱无序。
对上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一言以蔽之：“重要原因，是城市准备不足。”
他认为，城市本身的制度排斥、管理状态上的计划性无疑是农民进入城市的红灯。比如，有些城市对打工者求职的种种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政府来说，加大了管理难度；对农民来说，不仅是加大了经济负担，更是“侵犯了其就业自主权”。其实，自由流动是公民的权利，所以流动农民什么证都不应该办。
赵研究员在执笔的《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民工犯罪的起因，也往往是长期找不到工作或老板拖欠工资，却无处申诉，或申诉成本过高。
赵树凯认为，政府应该把管理的重点放到加强对农民的服务、提供必要的保护上面来，而不是过去那种以行政、经济处罚为主的方式，变消极的控制为积极的参与。
他说，其实外来人口比城市居民更加追求秩序，所以碰到不公正的事情就会要求自己忍。他们只要求基本权益得到保证。
从市民的角度来说，则应该把民工当做邻居来看待，根除“你外地人还想在这里横”的思想。即使双方有冲突，也不应该单方面的限制外来人口的权利。
他甚至提出，提高民工素质，政府和媒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能光教训人，而要提供培训和信息”。因为，事实是，近几年宏观经济形势并不很好，“民工潮”的数量却不减还增。看来，农民进城是不可阻挡的。
与他的观点相印证的是：零点调查公司在中国11个省市抽样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有两成左右的农民进城打工。如果这个数据可靠的话，今年涌向各大中小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民将会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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