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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总以为‘孩子只要哭声大就会有奶吃’，现在，不仅要让国家了解你为什么哭，还要使她相信你不会一直哭下去，相信你有能力笑起来。”这是贵州省副省长莫时仁对当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理解。
近年来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地方各级代表除了要对政府上年各项工作进行审议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的脉搏，在自力更生开发本地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国家财政支持与更快的经济发展。
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莫时仁说：“计划经济下出现的‘嗷嗷待哺’型地方政府在今天已没有出路。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各个省份都感到经济发展的压力。主动出击，多上一些项目，多争取一些资金支持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发展最终还得靠自己。”
根据财政部长项怀诚公布的２００２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今年全国财政支出安排２１１１３亿元，虽然比上年执行数增加２２６９亿元，涨幅达１２％，不过，这仍无法填补各地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专家预计，在各省市之间，仍然会出现激烈的项目、资金争夺战。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西部省份，“封闭”一直是贵州的特色，尽管经济发展落后，当地政府同中央的关系一直被形容为“不喊不到，不送不要，不吵也不闹”。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最近５年来，贵州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国家平均水平，城镇与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去年分别达到了５４００元和１４１１元。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在贵州兴起，当地人更是把西部大开发政策称为走向富裕的“精神支柱”。
对于西部开发政策及资金的利用，贵州省政府有其独特的理解：当西部有１２个省（区）均面临同样的困难、争取同一笔资金时，胜出的关键就在于当地政府能否具备超前意识，围绕国家的产业政策多准备一些新的项目，并把原有的项目实施好，确保以较小的投入创造出较大的产出。
人们普遍认为，中央政府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看作是重中之重。现在，无论是一度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还是曾经落后封闭的西部边陲，“服务于民”的意识早已成为共识。
莫时仁说：“政府的职能不再是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而是要改善社会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并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各个产业的竞争能力。这样，我们就有了用好国家财政支持的基础。”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各地政府都在积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在本次人大会议上，有关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以及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整顿又成为新的热点。
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认为：“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地方政府将越来越关注对社会整体发展平台的构建，它带来的将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降低。”
当然，２０年的改革开放也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造成了各地政府在观念和能力上的差异。当广东省省长卢瑞华预言该省经济发展有望在几年内超过所有东南亚国家时，西部省区还在为山区人民的脱贫致富大伤脑筋。
对此，莫时仁说，“存在差距并不可怕，关键是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值得庆幸的是，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来自浙江的人大代表郑尚金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了归纳。他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在于政府“入世”，“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将是一场鏖战，主战场就是政府职能的转换以及对市场秩序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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