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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个传统，就是媒体会时不时将某个总统提出的重要执政观点界定为以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点，还有人将总统一些国内的执政理念也界定为“某某主义”的一部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以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往往成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影响当时甚至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整体的或在某一领域的对外政策。不久前，布什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反恐主张，被界定为“布什主义”，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从“门罗主义”到“克林顿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以总统名字命名、而且影响巨大的“主义”还不在少数。19世纪20年代，欧洲“神圣同盟”试图干预美洲，进行领土扩张。为此，当时的门罗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门罗宣言”，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质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明确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和在美洲进行殖民活动。这些原则经过引申和发展，最终在1853年被命名为“门罗主义”，长期指导着美国对于拉美各国的政策。
20世纪初，学者出身的威尔逊总统是个理想主义者，提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主张。“十四点”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主旨，阐述了美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力图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体制。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总统所设计的二战结束后世界划分的蓝图。
提起冷战，就不能不提“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强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必要性，认为这实际上涉及两种社会制度的争夺。“杜鲁门主义”确立了在全球对抗苏联的基本立场，直接影响到美国整个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导向。从那时起，美国正式拉开了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铁幕。
20世纪50年代，苏美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发表了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咨文，要求填补英法两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瓦解之后出现的“真空地带”，以便对抗来自苏联的渗透。他要求国会同意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批准在必要的时候动用美国军队反对所谓“共产主义的侵略”，以保护那些请求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一声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艾森豪威尔主义是杜鲁门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具体运用。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深陷越战，实力地位明显下降，而苏联实力迅速增长，美国西方盟友的独立性也日趋增强，美国越来越感到有些力不从心，难以担负原有的军事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其中心主题是美国将继续信守条约义务，参与盟友的防务活动，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将不会担负起全部的军事防务责任。“尼克松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始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从战略进攻态势转为战略收缩。“尼克松主义”的提出和实施最终使得美国摆脱了越战的泥潭，缓和了同苏联的关系，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卡特政府对外极力推行“人权外交”，试图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对抗苏联。然而，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被迫调整了外交政策。1980年1月，卡特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警告：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动用军事力量加以回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卡特主义”。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对苏政策上从注重缓和转变为强硬路线。不过，真正实施“卡特主义”所表述的强硬路线是由里根来完成的。“里根主义”从保守主义基点出发，力图推翻世界上的共产主义政权。
“克林顿主义”的提法出现在克林顿执政的后期。针对美国干预科索沃，克林顿表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种族清洗，国际社会将不会无动于衷。”公开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
一个主义就像一个武器库
一个主义就像一个武器库，它的使用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从“门罗主义”到“克林顿主义”大致可看出几个相似的特点：首先是这些“主义”多是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这与美国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美国实行三权分立，行政部门、国会和法院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牵制。这其中，行政部门和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之间的互动尤为密切。任何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国会掌握着诸如拨款、任命和监督等重大权力。总统一般都会选择这种十分正式的场合来阐述自己的施政方针，并争取国会的支持。
其次，这些以“主义”命名的施政理念往往在一定时期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影响很大。比如“门罗主义”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指导方针，而“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和“卡特主义”都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
其三，这些“主义”通常是几经酝酿而提出的，提出后也会引发许多的讨论和争议。在出台之前，总统的幕僚就会对其仔细商讨和推敲，一旦推出，也会引发政策讨论。“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一度引发了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的讨论，最终奠定了冷战时期的政策基石。
其四，这些主义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提出的。尽管形式各异，但是谋求霸权、推行权力政治的实质是相同的。
“布什主义”已经表现出来
提起“布什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即使美国国内对此也众说纷纭。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定型的看法。
实际上，布什上台之际，就有一些人在揣摩“布什主义”的内容。有人认为“布什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托美国的力量优势，推行实力政策，加强国防，增加军费，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核力量的规模，全力以赴构筑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也有人认为，“布什主义”就是一种单边主义，美国国家利益永远至上，而不必顾及其他国家的反应；如果有必要，美国可以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很快就表示美国将把重点放在反恐上。其后对国会的讲话中，布什发表了关于反恐战争中“非友即敌”的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媒体把它认定为“布什主义”。
布什宣布，其政府所关注的焦点将是摧毁恐怖分子的网络，这场战争“不仅是美国之战，也是世界之战”，任何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站在美国一边，或者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从现在起，任何继续庇护或者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都将被美国认定为敌对的政权”。
今年1月29日，布什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更是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布什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其政府将优先注重国家安全、本土安全和经济安全，将反恐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很有争议的“邪恶轴心”的概念，表示将对那些可能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和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显然，布什政府已经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列入了反恐的范围之内，这些都成为“布什主义”的组成部分。“布什主义”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等级划分，甚至不排除使用核武器，打击恐怖主义源头。
“布什主义”的锋芒指向何处
“布什主义”中“非友即敌”这种黑白分明的简单化提法，令人不禁想起冷战时期美国曾经认为“不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共产主义一边”的荒唐提法。虽然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但这种简单化的区分却似乎比较符合不少美国人的逻辑。“布什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向选民显示了布什总统反恐的决心，充分体现了美国的一种霸道作风。“布什主义”渗透着美国人所特有的“自我正义感”和优越感，而没有对于美国自身政策的反思，它所显示的是单纯地诉诸武力。
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单边主义色彩浓厚，坚持要退出《反导条约》，执意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拒不执行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宣布不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绝签署《国际地雷公约》。“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对其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有所调整，开始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是全球性的，而且非常隐秘，所以单靠美国一家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不过，这种调整是有限度的，美国只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而没有认真听取相关国家的意见，它所推行的实际上是美国所支配下的“单向多边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多边参与的单边主义”。《今日美国》的评论认为“布什主义”的出台，是“以美国为中心”世界观的自然延续。
早在去年年初，美国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具有支配权的大国，比自罗马帝国以来的任何国家都具有主导权。因此，美国处在重新塑造国际规范、改变期望和创造新现实的位置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决策层的心理状态。
目前，美国下一步反恐打击的对象还不很明确。不仅国际社会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范围，而且布什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布什主义”的锋芒将指向何处，大家不妨拭目以待。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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