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中，一份提议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工作权的提案首先被新华社记者公布出来。面对提案中庞大的数字记录，没有人会忽略它的影响面。
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超过1.2亿人，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人。
即使从这份业内人士称之为相当保守的统计中，我们推演出的结论也依然不轻松：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中国，超过1.5亿人“染指”乙肝。这意味着，每10个人中就有1－2个乙肝患者。不管你愿不愿意，乙肝患者已生活在公众周围。
然而，提案指出，由于公众谈肝色变的歧视心理，这个特殊群体“在工作、生活、求学、婚姻方面常常会遇到许多麻烦，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灰色生活：住院也不敢用真名
记者本希望与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体味他们内心的痛苦，然而，接连跑了几家京城有名的肝病医院，才发现这谈何容易：来这里定期验血、体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带着警惕的神色，向护士报告自己姓名的时候，声音总是压得特别低，并且来去匆匆，医院中常见的病友之间亲密交谈的场景，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字”，西城一家医院肝病科的护士告诉记者，“他们根本不指望单位报销化验费，一旦领导或同事知道他们的病，恐怕连饭碗都得砸了。”这位护士说，一般乙肝病毒携带者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就化验一次，每次都要花费几百元，但这种经济上的开销与思想上的重负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些孩子特别压抑”，这位老护士不无同情。
“我不害怕自己的病，可别人害怕，这没办法。”欣，25岁，现供职于北京一家房产公司。记者通过一个朋友，打了很多个电话，才说服她接受采访，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始终没有摘下墨镜，也没告诉记者她的真实姓名。
“我是贵州人，从小的志愿就是考进北京。”欣说，这个志愿也是全家人的希望，为了实现它，尽管生活很困难，家里人还是节衣缩食供她读到了高考，“发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们全家高兴得一夜没睡。”欣考取的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财经院校。第二天，她哥哥便从不景气的工厂辞职，远赴广州打工，为的是负担她4年的学费。“这4年我非常努力，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班里排前3名，我一直坚信，毕业留京是没问题的。”
噩梦开始于上大四时的义务献血。“那天，全年级同学验血，只有两个人不合格，其中一个是我。”欣从此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词——“乙肝病毒携带者”。怕年迈的父母担心，她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家里，心中却惴惴不安，她有个不祥预感：这个名词会在某一天，像炸弹一样毁灭她的梦想。
由于品学兼优，毕业时欣没怎么费力，就通过了中央某部委的笔试和面试，而这家部委是以待遇优厚和选才苛严著称的。“不但能留京，而且是到这样的单位工作，你可以想象我父母是多么骄傲。”欣说，这种骄傲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凶信击得粉碎：在最后的体检中，她的身份暴露了，于是前功尽弃，她被毫不留情地斥退出局。“那天，我一直在哭，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告诉爸爸妈妈。”欣说，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当她终于能够面对现实，退而求其次地投考其他单位的时候，她发现，所有人面对她的体检表，都会浮现遗憾的神情。“其实我早就咨询过，我的肝功很正常，也基本没有传染性，但一般人不会理解这一点，一听到肝炎这两个字，他们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欣的留京梦就这样破碎了，她找不到接收单位，也就拿不到北京户口，虽然现在在北京的民营企业上班，但依然是个“外地人”。“我还是得小心，不能让公司的人知道我的病，要不然也可能被炒。”和记者道别前，欣说。
年轻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所面临的，不只是类似于欣这种事业上的困境，其他问题同样让他们寝食难安。一个不愿面谈的小伙子在电话里说，他有过两次失败的恋爱，每次分手，都是因为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他和现在的女友感情很好，已经在筹备婚事，但这是因为他隐瞒了病情。“婚检时肯定要露馅，”他说，“一想到这件事，我又愁又怕。”这个预备新郎官的声音听起来烦躁不安。
消除恐慌：一般交往不会感染乙肝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当记者把几天来听到的有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遭遇告诉周超凡时，这位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提出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合法权益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说，这实际上反映了普通人对于乙肝概念的生疏乃至误解。
身为医生的周超凡告诉记者，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种“肝炎病人”，只要肝功正常、传染性低下，就不妨碍他们正常工作，也不会对周围人群构成直接威胁。因为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只有三条：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及性传播。一般的交往方式不会使健康人感染乙肝病毒，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谈肝色变。只要乙肝病毒携带者定期提供血检报告并没有显示其病情的加重，除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食品、餐饮、保育员）外，一般性的用人就应当保障他们就业的权利。
周超凡还呼吁，全社会应当加强对乙肝的了解，消除无谓的恐慌，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