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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一对夫妇双双下岗后，开了一间酱肉店。尽管苦心经营，但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使他们的利润所剩无几。４８岁的男主人说：“我有３１年工龄，下岗后做小生意养活自己就不说了，但现在是越来越交不起各种税费，养不起自己了。”
“戴大檐帽的、套红袖箍的总来收钱”
这家女主人说：“来小店的人，顾客是上帝，收费的是圣旨，谁也不敢得罪。尽管成天赔小心，人家还是找你的碴。一天下午，来了个税收专管员，没有调查就要把我们的地税涨到３００块，而且第２天一早就有个副局长带着公安来强制执行。”
她说，我实在忍不住发火了：“我们下岗工人不说免费了，该交的都交了，还要给我们涨，而且整个这条街上都没有交２００块的。”虽说最后没涨成，可我现在一看见戴大檐帽的就紧张得要命。
除了纳税之外，这对夫妻还向记者列举了２００１年的主要交费项目：
－－卫生费，每月６０元；
－－排污费，每年至少３００元；
－－防疫化验费，每季度取样一次，每个样品化验费４８０元；
－－房屋租赁管理费，每年３０元，工本费１０元；
还有一项费用是城建占道费，每月交费一次，交费６０元，但交完费后需盖章生效，还得再交盖章费５元。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男主人找出一大撂交费单据和开店必办的各种证件。记者数了数，其中仅正式的证照就有１０多种。他说：“别看这些证照不过是一张纸、一个本，本身也全要钱。健康合格证，一年一办，每人６５元；卫生许可证，去年把小证换成大证，其实就是一张大纸，又收了２００多块。组织机构代码证每年一审，贴个花，也要再交１００多块。”
一些没有正当明目的收费更是让他们应接不暇。男主人还告诉记者：“每年到工商局审验营业执照，他们都要我订报刊，不订不办手续。没办法只好订，一年１２本，又是１００块。”记者撕开他随手递来的一个没打开过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份印制简陋的《晋中经济信息》，１０多页纸，成本也不过几角钱。“我到地税局，又要订税务报，而且１份还不行，要２到３份，一下就要３００块，第１个月我没订，把税票压在那里了，第２个月去了又让订，后来我跟他们磨，好说歹说，总算答应我花７２块钱订了个便宜的《税务公告》。”
女主人说：“这里头戴大檐帽的、胳膊上套红袖箍的总来，来了就是收钱。我们每天煮一锅肉，周围住户购买力也不行，挣钱都是１毛１块的，人家来了就得一沓沓往出给。前一段时间来了些人，发了一块门前五包责任制的铁牌牌，要求挂在门上，收了１２块钱。消费者协会要让入会，交了９０块，后来从广播上听说只要３０块。前几天工商局还来收了１５０块钱的微机管理费。派出所来过一回，收了２０块钱的治安管理费。因为我们是‘坐地户’，居委会对我们还不错，没有收什么费，买点老鼠药啥的也就算了。”
“我们要求不高，按政策办就行”
这家男主人说：“我１９９９年１月办了下岗待业证，我媳妇１９９７年买断工龄。开了这间小店后，我听说国家对下岗工人有政策就去找过，跑了一大圈，结果我的下岗证谁都不认，一项政策都没有落实，该交还得交。３年多也只有去年工商局给免了一年的管理费，今年人家一换人，怎么办还不知道。”
女主人说：“政策没享受上不说，这几年费呀税的涨得可历害，越来越交不起。像卫生费原来就收１０几块钱，去年涨到６０块，地税去年也比前年每月涨了差不多５０块，而且听说各种费还要涨。有时候收费这个月还是这个价，下个月就不知道是什么价了。”
她还说：“别看我们现在一年交得挺多，实际这已经是减了不少的。人家来收费，就说好话，还价，一般都能少交点。像排污费，人家一来就要１０００块。我们就说好话，说我们这里实在挣不下，人家看我们确实可怜，只收了３００块。”
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下岗职工再就业３年内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这对夫妻的下岗待业证上也清楚地写着：下岗职工自谋职业，两年内减免应纳税，三年内免征一切行政性收费。
但这对夫妻反映：“各种收费算下来，得有几十种。”粗略地计算，去年一年，在免去工商行政管理费的情况下，共交纳各种税费合计约８０００元左右，其中各种行政性收费约５６００元，是税收的２．５倍还多。
男主人对记者说：“老老实实交费也很难。１个月３０天，１５天在外面跑着交钱。比如地税规定每月１０号前交，迟一天要交５块滞纳金。不少地方去一次还找不到人，得去好几次。现在不少部门又改成微机管理，还得到银行开户办成卡，往银行跑着去交，可烦琐了。我们这个小店，雇不起帮手，不能光去交钱，还得干活呀。”
“给我们下岗职工一点帮助吧”
这对夫妻每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但维持生计十分艰难，想到这些女主人含着眼泪说：“给我们下岗职工一点帮助吧。” 据了解，男主人１９９９年１月正式办理下岗手续之前，单位已有一年半没有开支，到现在单位还欠他２０００多元的工资，在再就业中心也已呆满３年，他说“何去何从，不知道。”女主人１９９４年从一家纺织厂下岗，１９９７年以９０００多块钱买断工龄回了家，到现在厂子还欠着她１０００多块的工资和医药费，但改制后的企业已没人认帐。
男主人说：“自从开店，我就很少回家睡觉，成天在店里，这条街上数我们家开得早关得晚，每天６点开门，晚上１２点关门。娃娃上２年级，我们顾不上管，没办法只好花３２００块住校，老人也根本顾不上照顾。就这样水电房租，加上这么多的费，七交八交，剩不下多少。去年上半年还赔了钱。”
他们还介绍，这些年来该纳的税一分不少、该交的费都交、该办的证也都齐全，可想安心、正常经营还是很难。在小店门口右侧，记者看到一个八成新的铝合金售货亭门窗紧闭，落满尘土，男主人说：“这是我们原来花了３０００块钱弄的小售货亭，也办了城建占道证，交了费，可１０月１５日刚办好，１２月２７日就下个单，要求２８号必须拆掉，我真是想不通，要么就别让摆，既然让摆，还办了手续，怎么能说拆就得拆？我们这处小门脸房前后就拆了３次。今天办了证了让你们摆，明天又不让摆了。现在实在没办法，只好又多租了一间房子，这一下实际就多出两项开支，承担起来实在困难。”
记者在这家小店采访了一个下午，发现只有两个顾客光顾，一共也只卖了１０几元钱，去掉成本，只能挣２至３元钱。
新华时评：富民先裁冗员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１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建高
今日“新华视点”披露的下岗职工谋生艰难的事实，相信不唯山西省晋中市一地独有。从媒体上大量有关“减负”的报道来看，“一毛毛地挣钱，一沓沓地交钱”，应是各地小生意人当前生存状况的生动写照。它说明，至今仍有一些地方拿中央政策当儿戏，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不顾群众死活乱收费、乱罚款。它再次提醒我们，机构改革仍需加大力度，转变作风要靠刚性措施保证。
对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央明确规定３年内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什么落实不了？一些地方干部利益观念错位是明摆着的，这几年也没少批，但似乎收效不大。因为，物质决定意识，在“吃饭财政”的局面中，保工资和奖金已经成了最基本、最现实的问题，转变作风、转变职能再重要，也只能靠后站。
据报道，近２０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增长８８.７％，是同期人口增幅的３倍；我国的官民比例比世界发达国家高５－６倍。机构繁杂，“十羊九牧”，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乱收费、乱罚款、吃拿卡要等行政歪风蔓延，社会事务多头管理、无人服务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廉洁的政府体系。这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改革力度呈现出“梯次下降”状态，越往下改革难度越大，一些地方甚至机构、冗员越改越多，一个市、县设十多个副市长、副县长，一个副职分管一两个部门，还出现了“馒头办”、“墙体办”之类没事找事“办”的机构。有的地方政府机关成了干部们安置七大姑八大姨就业的主渠道，连学龄儿童也吃了“财政饭”。群众把干部队伍的这种状况概括为“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捣乱”，其中“捣乱”的人除了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之外，就是制造“工作”，巧立名目乱收费以显政绩、捞实惠。这种人不彻底减下去，人民群众就无法安居乐业，国家经济就无法顺利发展。
民富才有国富，国富而后能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刚从温饱线上走过来，顾全改革大局的下岗职工目前大多还在为生存而战，离富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各级领导干部理应按照中央的要求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各级政府也应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给弱势群体以特殊的援助，最起码也应做到不加重负担，不添乱，让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自我发展。如果哪个地方的政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人民就有权利借用球迷的一个词，对它喊“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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