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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日前指出，未来三到五年，我国就业形势除了延续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等“九五”期间的就业特征外，还将叠加两个新的深层次矛盾：城乡劳动力以及国际间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这两个矛盾正日益趋于激化。
未来10年两亿农民要脱离土地
“十五”发展过程将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按照已经写入“十五”计划的数字，在此期间，将有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
4000万是个什么概念？陈淮说，2000年末，我国城镇从业人员为2.12亿人，全国职工人数为1.12亿人。这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于“十五”初期我国城镇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的18.87%和35.71%。
事实上，从农村的发展需要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要求看，5年转出4000万剩余劳动力还是远远不充分的。陈淮预测，我国在未来5到10年左右的时间内，每年需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才行。
陈淮认为，只有实现这样一个转出规模，我们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其收入增长速度跟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他认为，上述估计并不夸张。我国的可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按照世界平均的农业生产率大致推算，我国的种植业最多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而2000年末，我国乡村就业人数为4.99亿人！
陈淮的观点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没有后推的历史余地。不做好这件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没有希望，工业化、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强势农民争抢弱势市民饭碗
陈淮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曾要求乡镇企业的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九五”期间，一些城市为缓解“下岗”带来的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采取了很多限制性、歧视性政策。由于文化水平、技能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劳动力，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城乡劳动力对劳动岗位的直接竞争并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间，这种就业市场的分割状态将明显趋于瓦解。陈淮说，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市场导向下的竞争就业，已经成为“十五”期间就业岗位配置的基本原则，城乡户口壁垒已经明显松动，歧视性的地方就业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北京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石家庄已经出台大幅度降低城市户口门槛的规定，广东甚至已经开始操作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
他进一步指出，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劳动力正在不断降低选择就业岗位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正在通过种种就业技能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直接竞争，已不可避免。
更让陈淮担心的是，这两部分劳动力群体中最先发生“碰撞”的，一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年轻力壮、流动性强、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群体，另一方是城市劳动力中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文化素质较差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在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保护将成为最明显的呼声。
陈淮认为，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国际间就业岗位竞争趋于激化
除了进城农民和城里人的就业矛盾，陈淮认为，国际间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正在趋于激化。
近年来，人们不断讨论的一个话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因此，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是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世纪。陈淮认为，科技发展使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扩张速度，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陈淮举例说，从2001年末至今，日本为使其经济走出连续11年衰退的“泥潭”，从正在紧缩的世界市场上抢占更多份额，纵容甚至推动了日元的新一轮大幅度贬值。面对国际上对日本这种“以邻为壑”做法的责难，日本政界、经济界众口一词地强调，中国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制造业竞争，已经成为日本经济难以复苏的主要障碍。欧盟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对中国家电等产品的“反倾销”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断高涨，从深层次上说，也是源于中国对这些国家就业机会的竞争。从现实情况看，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陈淮强调，从我国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态势。要积极参与而不是回避这一竞争。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我们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各项战略措施，应当有利于参与这一竞争。争取把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成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个新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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