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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28日，贵州省松桃县牛郎派出所门前，当地警方展示他们刚刚缴获的一支仿“六四”式手枪，这样的一支枪在当地售1500元左右。
2001年4月开始，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治爆缉枪”行动。经媒体批露，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各地警方就集中处理了“黑枪”60余万支。
有分析报告说，非法自制、仿制制式武器已成为“黑枪”的重要来源。而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区域性“黑枪”制造基地。
地处贵州省东部的松桃县，就以民间制贩枪支“闻名”。南方周末的记者试图在这里找到“黑枪”泛滥的轨迹。
2002年3月27日，当贵州松桃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龙东保把22支仿“六四”式手枪的图片呈现在记者面前时，我们惟一的感觉就是震撼。
一年缉枪可“武装一个师”
眼前黑压压的枪全部是用粗糙的“台虎钳”、钢锯、电焊机、打磨机、手摇钻、锉刀、钻头“制造”出来的，“足以乱真”———龙东保瞪大了眼说，“除了来福线(膛线)造不出来，其余与真枪无二”。
22支“足以乱真”的仿“六四”式手枪是松桃警方40多天前从民间缴获的。缉获过程有惊无险。
线索来自于2002年2月初，线人的报料简单异常——“木树乡石花村有20支仿制手枪欲出售”。一个多月的缜密布控后，3月11日中午，警方与正欲交易的枪贩在蓼皋镇粑坳酒厂路段遭遇。经历短暂的搏斗，两名贩枪者被生擒，刑警从背篓中搜出手枪20支，另两支缴自贩枪者身上，5发子弹赫然上膛。
警方连夜奔袭造枪窝点，在距松桃县城70多公里荒野外的两个山洞里，缴获造枪工具303台(件)、枪支零部件152件、造枪原材料57件。
枪贩麻成云、麻昌海叔侄在审讯中交待，制枪是为“谋取利益”。事实上二麻早在2000年10月起就开始制造仿真手枪，先后多次从湖南、重庆等地购进造枪工具和原材料，并将原来仅能容纳一个人的小山洞扩建至约4平方米，不问农时，“专业制枪”。
当地一家电视媒体在报道此案时把这4平方米的山洞称为“地下兵工厂”，而在松桃，类似这样的“兵工厂”遍及全县十余个乡镇，胆子大的，屋后的苕洞及岩缝也能成为造枪的场所。
就在“22支枪案”破获的四天前的3月7日，地县两级公安机关联手在正大乡捣毁造枪窝点2个，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仿“六四”式成品及半成品枪4支、枪支零部件及造枪工具无数。3月8日，铜仁地区公安处在松桃县大兴镇往湖南吉首的三岔路口，又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枪案，缴获仿“六四”式手枪9支，黄板乡制枪人龙再陆被捕获。即使是记者在松桃采访的短短一个星期里，几乎隔一两天就能听到警方从牛郎、长兴等乡镇缉获仿真手枪的消息。
一些松桃人似已熟视无睹。“就像街头打架一样普遍。”一位在松桃做生意的湖南商人说。
上一任公安局长张××因社会治安问题被免职。随后松桃警方对打击制贩枪支犯罪下了大决心，仅去年一年，缉枪5600多支，其中仿真手枪100多支。“用这些枪来武装一个师，绝对没有问题。”一位政府官员对记者说。
“买枪”
在严厉的打击之后，“黑枪”是否在松桃绝迹了呢？
还在路上，就听一位姓秦的松桃籍司机说，几年前在松桃城乡可轻松地买到手枪，如今虽说有，但得“费些周折”。
记者决定以暗访的方式接近“黑枪”的源头。
3月26日，长坪乡赶集。杂乱的摊档，杂乱的人群，杂乱的人声。乡政府靠着农田的外墙上，“治爆缉枪”等白色标语称得上是乡场上醒目的风景。
恁是充满想象力，这一切仍无法与枪联系得上。
胡乱地拦住几个乡民偷偷打听，一听说购枪，头都摇得像拨浪鼓。
通过购买一张价值5元的VCD影碟，我们被路边一位摊贩领到了一辆破烂的三轮摩托车跟前。递烟，搭讪，互相骂几句脏话，最后我们表明了意图：利用清明回乡祭祖，远在广东的我们的老板让我们买一支仿“六四”式手枪，带回去。
年轻的摩托车主并未多问，只表示他并不卖枪，如果我们一定要买，“可以帮忙介绍”。我们承诺给他50元介绍费，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姓谭。
洽谈的地点不是长坪，谭往铜仁方向指了指，踩动了马达。怀着忐忑与不安，我们被三轮车沿松(桃)铜(仁)公路“突突突”拉到十几公里外的盘信镇。在公路边的一个杂货店旁，谭让我们呆在车上，独自下车与店老板耳语，看得出他们很熟。五分钟后，我们与这位自称姓何的店老板坐在了他的三轮车上。
由于紧张，谈得并不顺利。鼻子右侧有颗黑痣的何看上去很精明，他对我们回答“买枪来干什么”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似有怀疑。“钱不是问题，只要货好。”我装大款。
“要几个？”何脸朝车外问。“要一个，但得先看看货。”
“货哪里敢放在屋头，在牛郎。”何板着脸，但不凶。“你们出多少钱？”何问。
“你得先开个价。”我接语。“要好的，还是要差的？”“有区别吗？”
“那当然，差的只能打两三发，弹簧发软，600块。好的1800。”何抬眼看着我。
“当然要好的，就按你说的价。”我说。
见我们催得急促，何让我们等他两个钟头，他“去去就回”。
17时30分，已回到县城的我们接到何的电话：“货到，过来看看。”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驱车赶到。夜色渐浓，何却犹豫了，要查验证件。我把除记者证、工作证以外的诸如身份证、信用卡、广州××花园的保龄球票、在广州购买的足球彩票等能表明我在广州替老板做马仔的所有东西摊在了他的面前。
“有厂牌吗？或者工作证。”何冷冷地说。
我们试图用各种办法打消他的疑虑最后证明都是徒劳的。末了何说枪还在牛郎。“你们出钱爽快让我心里不踏实，不会是公安来诳我的吧？”何干笑两声，夜色中辨不清他的表情。“如果真想要买明天再与我电话联系。”何最后扔出一句话，他似乎也不想放弃眼前的“生意”。
换了几种交通工具，最后确信身后无人后才上了停在盘信镇北2公里的车，心还在狂跳。
本来说好的1800元价格的仿“六四”式手枪终未得见。但我们的“买枪”经历还是印证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松桃民间，制贩枪支依然猖獗。
为什么造枪
枪支带给松桃人的变化是深刻而难以琢磨的。
2000年显然是个“坎”，之前“400元一支手枪，随便可以买到”，县政府一位年轻干部说。
县公安局分管“治爆缉枪”的副局长李明华证实了这种说法，比如大兴镇的毛溪(自然村)，严重时全村22户有21户人家在造枪，只有一户未涉枪。还是在大兴，老屋场的状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兴和牛郎是制贩枪支的重灾区。
松桃县处黔、湘、渝三省市结合部，历史上属“三不管”地带，多山，地形险恶，交通不便，周边多土匪，历来与“流放地”无异。
在盘信镇当过知青的县政协秘书长张琪敏说，苗族老百姓有持枪的传统，从前以狩猎为生，枪是生产工具，家家户户必备。不过这大多是前膛装火药的“土枪”。
“打火药变成打子弹”的技术障碍，在李明华看来并不难突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枪支与毒品一样，都是暴利的象征，不法之徒没有理由不铤而走险。”
而这些“不法之徒”本来都是地道的农民，按张琪敏的理解，促使“火药变子弹”的直接动因，主要是因为贫困。张了解到的一个事实是，一户农民躲在苕洞里制枪，目的仅仅是为了供膝下两个孩子念书。而这样的农民在松桃农村并不少。
松桃县工业基础薄弱，3000万的财政收入大多来自农业，贫困是这个山区县农村触手可感的现实。
牛郎距松桃县城70公里，格老村离牛郎镇又有15公里。格老村是这个镇制贩枪支较严重的地区。全村800多人口，“人均收入300多元”，一些人连吃饭都困难。
一支仿“六四”手枪成本几十元，在本地卖600元-800元，有门路的卖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不低于1200元。一个星期能造两支枪，“在农村哪里能找得到比这更容易的挣钱方式？”格老小学教师田某说。
根据松桃警方提供的数据，1992年以来，民间制贩枪支逐年增多。1992年至1996年6年间，收缴各种非法枪支8772支，其中仿“五四”式481支，仿“六四”式492枝，微冲6支，仿左轮12支，土炮18门。1993年后，销往相邻省县的枪支不下5000支，仅1996年3月10日这一天，湖南怀化一人一车到松桃便买走50支仿“五四”式手枪。
造枪点和人员也在增多，规模渐大。从警方所获来看，造枪点1992年只发现4个，到1996年就发现87个，人员也由1992年的23人上升至119人。有的造枪点由单家独户到整组整寨专业制贩枪支，制贩人员中有党员、村干部，有不满14岁的孩子，也有60岁高龄的老汉，有夫妻造枪点，也有祖孙三代同业的。1996年3月，松桃警方在大兴镇婆硐、高岩、岩那等村的11个自然寨中发现84户农民非法制贩枪支。令警方惊讶的是，造枪工具已由简单的炉具、铁锤向包括车床、钳台在内的成套设备转变。而枪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工艺越来越精。1996年松桃警方缴获的6支微型冲锋枪，“其中3支成品微冲，其制式、精致程度与现装备军警的89式微冲真假难辨，其射击速度与杀伤力等性能也相差无几”。
缉枪有多难
枪一多自然成了祸患，来自松桃警方的数字：1992年至1997年，6年内松桃发生涉枪案件111起，210人受侵害，死33人。关于枪的一些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铜仁市一位机关干部在松桃买了一支仿“六四”手枪，每次去贵阳出差都要寻机掏出来晃一晃，同事问其携枪的因由，该干部说“被人搞时可拿出来吓唬一下———防身”。不久，该干部在乘车时被严打的警方查扣。一种说法是，在农村，枪多的地方偷盗现象比没有枪的地方少，因为“贼怕子弹”。
在农村，群体性事件常年不断，一旦开打，“刀枪相向”。今年1月5日，渝怀铁路松桃段的工人修路时挖断了沙坝乡芭蕉湾村农民的输水管，因赔偿达不成共识，矛盾激化，最后双方近百人挥着锄头铁钎发生械斗。激斗正酣，其中一个村民掏出仿“五四”手枪朝人群中打了一枪，致一工人重伤。
牛郎镇松江村，与隔河相望的印江县瓮会村势如水火，双方举枪对射，“常死人”。
警方与歹徒之间的枪战也常有发生。2000年秋在县医院的一次警匪对峙，歹徒是在枪管打爆后才被抓获。民警龙德海还曾有过与枪贩用枪互相指着头部的经典瞬间。
而近几年邻省一些涉枪案件的破获，查明枪支来源地是松桃，一经传播，松桃县恶名在外。
按松桃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的话说，枪支泛滥严重破坏了松桃在外界的形象，甚至少有人敢来投资。松桃县经贸局办公室主任滕树平甚至认为“治安不好直接影响了县里的招商环境”。据县经贸局的统计，全县私营企业只剩37家，滕说治安再得不到控制，经济发展只会是句空话。
所以，“缉枪不敢松懈”。按李的思路，去年重点是民间缴枪，“而今年要重点打团伙、端窝点”。
但李和他的下属龙东保都认为，缉枪面临着不少的困难。
龙东保说，制贩方式日趋隐蔽，是缉枪难的原因之一。公安机关不追查，公开造；一追查，以打铁为名秘密造；查得紧，白天干活深夜造。地点也由铁匠铺而室内，而苕洞、山洞、深山老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与我们玩起游击战”，龙东保说。
李明华认为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管理失控，也不可忽视，“村级组织名存实亡，有的不但不起作用反而参与制贩枪支”。“一些干部非法持枪”的说法也得到李的证实，去年收缴的5700支枪中，70多支来自于各级干部。
对于将枪患不除的责任归于公安打击不力的说法，治安大队队长龙东保不置可否。龙举了一个例子，从木树乡政府所在地到所辖的河边村有30公里，没有路，步行得花一天的时间。派出所在基层办案，经常是白天走路，晚上办案，然后第二天返回。龙说全县31个派出所，大多乡镇只有2-3个警员，根本管不过来。
松桃公安穷得出了名，局里5台车，4台已过或接近报废年限，只有少数派出所有少量的摩托车，还是去年深圳警方赠送的。连一台可正常通话的对讲机也没有，民警简红明说，一次外出围捕，逃犯被追至山腰，没有对讲机，山上的干警朝山脚的干警大叫“拦住逃犯”，山脚的人听不到，逃犯听到后跑得更快，转瞬逃匿，公安局长气得嗷嗷大叫。
“公安局的车跑不过制枪贩子的车”，简红明们经常眼睁睁看着犯罪嫌疑人从眼皮底下跑掉。
就这样，制贩枪者与警方每天都上演着猫抓耗子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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