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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炼钢工人惊异地张大了嘴巴：“真是不敢想象，我们的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的黑枪！”
《检察日报》4月22日刊登报道《化隆“地下兵工厂”黑枪解密》。该报记者王芷斌对青海省化隆县这个闻名全国的制贩黑枪“基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王芷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关注此事，关注点是从“化隆制造”开始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一起非法买卖枪支案，从犯罪嫌疑人手中缴获的仿“五四”式手枪上竟然有“化隆制造”四个字。以后的几年里，河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新疆、西藏等省区相继破获的一批非法买卖枪支案，也几乎都与化隆有关。
报道说，制造黑枪的人开始都是在自家的房子里无所顾忌地进行，造好的枪支也是在公开场所贩卖。随着1996年10月《枪支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以及青海警方对非法制造枪支违法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这些人开始改变手法。他们把制造场所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
所谓的“地下兵工厂”，就是当地农民储存土豆、苹果、萝卜的地窖。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搜查和打击，造枪者将非法制造枪支的工具搬到地窖里，秘密造枪。有的还在地窖里装上灯光设施，把开关安在外面，发现可疑人来家串门，外面的人赶紧拉下开关，用于“报警”。有的干脆把地窖挖在前院与后院的墙脚下，前院可进，后院可出。还有一些甚至把地窖的出口延伸到100米之外，以便在危急时向外逃跑。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地下兵工厂”里，造枪的不法之徒大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出自他们之手的枪支却特别精致，特别优良，与真枪无二。
同样的情况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松桃县也存在，这里也因民间制贩枪支而“闻名”。去年《新闻周刊》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治暴缉枪”专项斗争中，首钢总公司第二炼钢厂2号转炉，成为北京市18000多条非法枪支的最终归宿。
去年5月10日，当钢水吞没了堆成小山般的小口径步枪、猎枪、气枪以及各式自制枪支时，一位炼钢工人惊异地张大了嘴巴：“真是不敢想象，我们的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的黑枪！”
曾在贵州松桃县暗访买枪的记者说起那次经历：没想到买枪竟然那么容易
南方周末记者陈海在电话中反复用“震撼”和“精彩”两个词来形容他刚刚结束的在贵州松桃县暗访买枪的经历。
陈海说，早就听说松桃的枪比较厉害，这次去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没想到买枪竟然那么容易。随便在一个赶集的乡镇上问枪，一般做生意的小年轻都有渠道能买到枪。但现在因为查得紧他们也相当谨慎。
当时陈海和当地一名记者，开着一辆车，把车停在离乡镇两公里的地方，不敢靠得太近。回来时先是走路，接着换了一辆三轮车开了一公里，又走路，又换了一辆小面包车坐了几分钟，看到四周没人才又返回来，开着三菱吉普往回走，那时他们的心还在狂跳。当时陈海判断，卖枪人不想放弃眼前的生意，但又怕记者是公安。陈海估计他会找人盯着看记者到底是干嘛的，来回倒车也是为了甩掉有可能的跟踪。这次采访是有惊无险。
最终没有买到枪是因为卖枪的人怕记者是公安在诓他，而且自己也太紧张。陈海说，除了出示了证件外，他们还和卖枪人用贵州话聊天。卖枪人曾在广州打过工，记者就聊他们在广州怎么和老板混、讲广州的情况及前一次买枪的经历，说得很形象。让卖枪人觉得记者确实在广州打工，在为老板做事，而且有过买枪的经历。记者在去之前对枪也做了基本的了解，否则很容易露馅。
提起报纸上的那张照片，陈海说那只枪是派出所刚刚收缴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农民造的枪，惟一的感觉是震撼。
陈海还告诉记者他听来的一个经典镜头，当地一个公安派出所所长曾和一个制枪犯用枪互相对指着脑袋站了半个钟头，直到一个退休老公安听说后跑了十几公里，对制枪的人说‘你可以走，枪也可以带走，我们可以不抓你，但你的枪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人’，这才总算化解了危险。
有关专家认为，用“泛滥”两个字来形容我国非法枪支的现状已不过分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今天用"泛滥"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国非法枪支的现状已不过分。但因涉及到保密问题，相关的数字不能向媒体透露。而对黑枪问题，各地警方也表现出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对所取得的战果也不愿详谈。
专家指出，枪支流散社会的来源主要有四个：自制、走私入境、兵工厂等处流失及歹徒偷盗和抢夺所得。社会上枪支流散的现象也很复杂，大部分非法使用和持有的枪支主要是猎枪、运动步枪等，自制枪的数量虽然相对较少，但从危害结果看都是一样的。另外，走私也是非法枪支流入的一个主要途径。
贫困与黑枪泛溢是否有必然联系，王芷斌和陈海认为贫困是一个原因，也是客观现实。
青海化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海拔高达2800米，山地多，人均只有5分水浇地，每亩地一年到头收入只有300—400元，而造枪既省时又省钱，一枝枪出手就能赚1000多。贩枪的高额利润使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陈海认为，要改变黑枪现状，除了大力打击外，更主要的是要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别无它途。松桃县是贵州省最穷的地方之一，当地老百姓的年收入只有400—500元，种地只能果腹，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子女打工。在松桃县，家里没人打工，为了让小孩上学而造枪、卖枪挣钱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造枪。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是，造枪的人并不是那种罪大恶极的人，都是普通农民。
陈海认为，如果那里的贫困状况能得到改善，农民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制造黑枪及黑枪泛滥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除贫困以外，大部分地方有造枪、用枪的传统也是原因之一。原来为了打猎，枪支仅是一种生产工具；后来有了田土，枪就演变成看家护院的工具；再到后来因为经济利益开始卖枪挣钱。
一位学者说，查枪最关键还是在堵源头上下功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查枪主要有三个环节：堵源头、查流通、查持有。三方面应并重，但要减少黑枪的泛滥，最关键还是在堵源头上下功夫。
何教授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在堵源头上打击的力度不够，原因是有些能自制枪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地方增加一些收入，特别是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政府认为这些枪生产出来一般销往外地，对当地社会治安的威胁并不很大，同时又可以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一些收入，因此在查禁非法制造黑枪上，地方的阻力很大。而加大打击力度，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很难做到。
何教授建议在加大集中打击力度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制定一些政策，对这些贫困而又有造枪传统的地方使用一些专款、进行财政补贴，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另谋生路。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提高认识，不能把造枪作为创收的手段，可能的话中央及各省市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补贴，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位法官说：查禁枪支和主动上缴枪支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刘京华说，因为某些特定的暴力犯罪的条件还不成熟，有些私人持有的枪支弹药暂时没有用于犯罪，暂时处于隐性犯罪状态；一旦犯罪条件成熟或被他人偷盗并使用，将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有些人为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私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用于防身，这种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有可能导致枪支弹药的进一步流失和在一定条件下诱发涉枪暴力犯罪，形成犯罪隐患。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犯罪。
刘庭长说，每年公安机关收缴的枪支弹药数量惊人。从收缴战果上可以反映出，社会上私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数量不小，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查禁和缴枪支弹药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对于已在私人手中的枪支弹药，要加大收缴的力度；同时对于那些确实用于防身、又没有用于其他犯罪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人，可以适当放宽政策，限期主动收缴，让他们能够主动将非法持有的枪支弹药交出来，在这个环节上尽量消除涉枪严重暴力犯罪的隐患。
一位律师认为，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治安总体的良性治理上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吴建平律师认为，要彻底遏制黑枪在社会上的制造和流散，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治安总体的良性治理上。
查禁黑枪不能运动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从市场需求、原材料采购、制造、销售的各个环节入手，从根子上阻断。
吴律师说，查禁黑枪不能单靠警察、检察院和法庭的制裁。应该建立一个犯罪预防机构，有一个机制防止再犯罪。现在我国对被判刑处罚后重新回流社会的这部分人的监控几乎没有。而正是这些人有可能继续干，或者影响其他人。国外的做法是，除了建立档案以外，会对这些人提供包括社会就业在内的社会保障。我们缺乏社会保障，而且监控力度极其薄弱，这样就很难让这部分人不继续从事他已经习惯的职业。
吴律师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过很多这样的讨论，对大部分人的保障开始有所考虑和重视了，但对这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反而在逐渐失去对他们的控制。也有专家曾提出过这样的呼吁，但始终没有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呼声反而越来越少了。要预防“后犯罪现象”，社会劳动保障机制也应当介入。
一位公安学者：公安机关应加大情报工作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由于枪的制造、买卖是一种完全地下的、隐性的活动，加强对枪支的管理和控制就显得极其必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教研室副教授陈刚认为，对枪支的掌握程度与对社会的控制力是紧密联系的。公安机关应加大情报工作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现在不少地方也在这样做，但在重视程度、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有一定的差距。
同时陈刚还认为，从全国的角度看还应该有一个统筹的思想。我国的黑枪只是集中在一些边境省份和重点部位上，如果这些地区之间能及时互通信息，多一些专项交流，在打击力度上就能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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