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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身上就剩下两块二毛钱了，和十几年前从家里出来找活路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年，生活好象来了个轮回。我不知道明天的晚餐在哪里。”
在春城５月明媚的阳光下，３６岁的肖群武从兜里掏出一张两元和一张两角的人民币摊在记者面前，褶皱的纸币蜷缩着，让人有一种憋屈的窒闷。他狠狠地吸了口烟，除了右腿浑身都在颤抖——他的右裤管里是个冰冷的假肢。
肖群武不是昆明人，如果不是１９８８年的那场意外，他也许不会离开老家江西萍乡。
１９８８年的一天，飞驰的火车将肖群武的整条右腿吞噬，２２岁的生命突然残缺。接受不了残酷现实的肖群武几次想自杀，都被看护他的父亲及时制止。抱着一夜之间白发苍苍的父亲失声痛哭，想着病倒在床上的母亲，肖群武终于决定还是继续活下去。
但家庭的贫困却让他很难在家里呆下去。１９８９年上半年，肖群武决定到外面去闯闯，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含着泪对他说：“出去也好。出去找条活路。”这也是肖群武听到的母亲最后的一句话，他走后不久，心力交瘁的母亲就撒手离世。
带着家里仅有的一块多现金，肖群武便拄着单拐、空着一个裤管走出了故乡。最初的几个月，茫然的肖群武碰到了很多热心人：列车上的乘务员、饭店的顾客、普通居民、做小买卖的商人甚至收破烂的。“那时候，人们都很自然地来帮助我，悲悯也好、善施也好，虽然大家那时候都不是很富有，但却对我这个残疾人报有很温暖的人情，这种人情几乎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
肖群武先到了天津，然后又沿河北、湖北等南下。这期间，为了生存，肖群武什么都干过，捡垃圾、打短工……１９９０年，他漂泊到了最终成为他第二故乡的云南。“之所以到云南就不再走，主要是当时云南碰到的好人多。９０年我先到的是文山，捡中药材‘三七’的根去卖。当地种药材的百姓对我这个外乡人很好、随便我捡，没几天我就收集了十几斤三七根，我拿着它们到药材收购部去卖。店的经理看我是个残疾人，二话没说就全部收下了，给的价钱几乎是正材的价，我一下就卖了近２０００块钱！”
有了这带着浓浓人情味的２０００块钱，肖群武到了昆明，开始兜售字画。“字画还是我在天津认识的一位河北正定的商人提供的，他给我提供画甚至不要押金，说卖出去再算钱，除了本钱剩下的都归我。”在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下，肖群武在昆明的大观楼附近拥有了一个固定摊位，并在市区租了一间房子，逐渐稳定地开始做起字画生意。
飘荡多年的肖群武终于在昆明站住了脚，结婚、生子……迎来了生活的阳春季节。“那时候，作为残疾人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我完全依靠自己的付出在收获，因为周围中国百姓中积淀的厚厚的人情味。我没有寄生社会，我对社会还是有用的。”
但这一切在１９９９年发生了改变。这一年昆明市清撤了大观楼里的经营摊点，肖群武无奈终止了他的字画商生涯。一年后，有关部门把其他人的摊点归还使用的同时却对肖群武的摊位“恕不奉还”，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突然失去生活来源的肖群武，频繁找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却始终未果。
“现在的人比十几年前有钱多了，但原来弥漫在生活中的浓浓人情味却稀薄了、慢慢找不到了！我现在出去，无论走路、推销东西，遭遇的白眼、冷遇越来越多，很多地方甚至不让我进去。我为摊点的问题找过很多人，却发现人家都很冷漠。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是怎么了？！他们怎么那么陌生？！”
分手时，肖群武突然问了个问题：“咱们国家有多少共产党员？”
“６０００多万吧。”
他抬头眯着眼看着太阳，“咱们国家残疾人也正好是６０００多万呢。你说如果一对一的话，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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