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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91岁了，脱离政治了，可是我知道人家相当怕我。我这个人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太多了，人家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一下子，日本人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苦帝达’(政变)。”已故张学良将军1992年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处事风格。此说恰如其分，“西安事变”就是写照。
2002年6月3日是张学良诞辰101周年纪念日。5日，他的一部“口述历史”在尘封10年之后终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第一次同读者见面。记者有幸成为首批读者之一。
少帅在谈到西安事变时说：“你(指蒋介石)跟日本人打，我打！跟共产党打，我不干！蒋先生说安内攘外，我说攘外安内，倒过来。我把蒋送去南京，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的事我负责，决不退却或委过于别人。我恨透了内战，只有日本人才愿意中国打内战。”
这部“口述历史”是根据张学良受访录制的100多盘录音盒带整理出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将其装订成册，按人名、地名、事件、机构编写目录。全部采访记录约4800页，每页近200个中文字，共约96万字。“口述历史”是谈话实录，不是一本书，但是有心人可以从中找到珍贵的史料。
哥大同时公布的还有张学良的日记和往来信件。他在1937年1月6日，即被“特赦”后移交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软禁)的第三天，写下日记：“西安之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恐内战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惜国难家仇未报，中国人30岁为高龄，余已36岁，还有何惜乎！”这段文字，写于“西安事变”后仅25天，张学良虽然命运未卜，但慨然面对一切，以日记表明心志。
张学良被国民党幽禁半个世纪，虽口说脱离政治，其实对政治未能释怀。1945年4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的消息。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建国后改为北京)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协商机制的开端。张学良在6月21日的日记中根据香港《工商日报》报道，用钢笔抄录了这次筹备会议参加者的完整名单，共“23单位、234人”。
张学良博览群书，喜欢把中意的章节抄录下来。1953年他用钢笔抄写了《斯大林的工作方法和斯大林论政略和政策》约4000字。他在1953年4月4日日记中摘录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名句以自勉：“人生是一奋斗的战场，到处充满了血滴与火光。不要作甘受宰割的牛羊，在战斗中要精神焕发、步伐昂扬。”
张学良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仍不时反躬自省。他在1955年5月9日的日记中说，他的弱点是年幼生活优裕、少年即握有权势，钱财任意、一路风顺，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间善恶；少年不事学问研讨，仅凭一己小聪明；性情急躁，有时过于天真任性。但他“自觉还有一点优点”，即“良心纯正，每遇大事，总是把国家、大众利益作为思虑主点，自己利益置之度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否则早成为满洲土皇帝。”他给自己立的座右铭是“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
哥大珍本手稿图书馆要求阅读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客预约，每天只接受不到10位读者，并规定不拍照、不影印、不出借。记者当天见到的读者，大多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中文媒体。大家既为读到这些史料而兴奋，又为短时间内来不及摘取很多“果实”而遗憾。一位管理员说，从5日起至下星期整周的阅读时间都已被预约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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