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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端庄秀丽的中年女子，名叫曾也兰，天津人。我在印度中部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见到她时，从衣着上一点也看不出她在印度已经生活了20多年。
曾也兰的爷爷曾圣题早年曾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总编，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声望。由于崇拜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只身前往印度求学。先在加尔各答拜大文豪泰戈尔为师，在其创办的国际大学就读。后又结识圣雄甘地，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当时，中国正值内战，甘地对他说：“你们应该和平”，并当场向他赐名“圣题”，即印地语“和平”的意思。甘地身陷囹圄时，他曾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后来，又到甘地家乡古吉拉特邦的萨巴玛蒂“非暴力抵抗学院”(即“真理学院”)里住了多年，著有《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与甘地和泰戈尔的交往，使他认识了许多印度友人。后来中国抗战爆发，曾先生为了奔赴抗日前线而离开印度回到祖国。没多久印度独立了，中国革命也胜利了，中印之间有过一段十分友好和睦的日子。但由于种种原因，曾圣题重返印度的愿望一直搁置了下来。
20世纪70年代末，中印关系有所好转。1979年，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突然发来了请帖，邀请曾圣题到印度去。那一年他已80岁。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远行。但这位对印度情有独钟的老人仍毅然前往，并让孙女曾也兰和外孙一道同行。17岁的曾也兰就这样来到了令她心驰神往的印度。
甫出国门，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她跟着爷爷先到了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后来又去了新德里和孟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吃住习惯，都与中国不一样。
他们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瑟瓦格拉姆“真理学院”里，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吃素斋。在那里，她认识了古塔·克朗蒂。克朗蒂的父亲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全家不得不住在“真理学院”。克朗蒂是印地语“革命”的意思，因为父亲是反英斗士，因此给儿子取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受父亲的影响，克朗蒂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还是个无神论者。仅此两点，就使两个年轻人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不久，他们相爱了，但遭到曾也兰爷爷的强烈反对，爷爷希望她能嫁给一个中国人，曾也兰却绝不放弃对克朗蒂的爱。21岁那年，她与克朗蒂结婚了。
爷爷一直想多写一些有关甘地和泰戈尔的著作，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这两位伟人。但毕竟年纪大了，加上突发癌症，使他无法完成这一工作。1982年，爷爷去世了。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印度。
光阴如梭，日月似箭，倏忽20多年过去，曾也兰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她是印度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职员，待遇不错。夫君是储备银行的职员，收入也可以。如果不看她那张典型的中国人的脸，光听她用印地语、马拉提语或泰卢固语与印度人交谈，真以为她是印度人呢。确实，她已经完全融入到印度社会中。她在公司里讲英语，在家里讲印地语。尽管每星期全家都要到海得拉巴的中餐馆里吃一顿，但更多的生活习惯还是印度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是无神论者，既不进寺庙，也不作礼拜。
曾也兰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的叫朱瓦拉，小的叫印中。朱瓦拉今年才17岁，但已经是全印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在世界排名第二十七位。现在是印度羽毛球国家队的主力。全家都对她抱以期望，希望她有朝一日能成为奥运会冠军。当我问她，将来在赛场上遇到中国运动员时怎么办？朱瓦拉犹豫了一下后说：“把他们打败。”小女儿名叫印中，虽然只有9岁，但很有志气，扬言将来要当印度总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新德里，曾也兰正要把小女儿送回中国度假。她说，要让女儿好好学习中文，将来成为一个沟通中印两国文化的使者。
那天，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曾也兰，远离祖国嫁到印度是否后悔？她爽朗地笑答：“终身无悔。”她说，跟爷爷来印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中印友谊。现在她在印度成家立业，已经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爷爷的宿愿。她还说，中印友谊的桥梁需要有人搭建。她现在就是在为巩固这一桥梁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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