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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幽禁半世纪的张学良，在5日正式公开的口述历史中宣泄其积压50余年的愤懑、怒气与怨气，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称蒋介石在近代史上的作为只有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对抗日、对台湾都没有贡献，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想做皇帝，但魄力不及袁。 张学良(少帅)在1991年7月26日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一扫过去对蒋介石含蓄批评、谨慎恭维的作法，对他的老长官猛烈开炮，而且炮火猛烈。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曾写了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悼蒋，并称蒋对他是“白粉知己”，但在4800页的口述历史中，少帅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这显然是少帅整部口述历史记录最凸出也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点。
张学良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是获得了)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他把旁人枪毙了，把陈仪枪毙了。”张说：“要说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我承认。蒋先生有什么贡献？”“北伐、黄埔学校，没有旁的。”“我主张抗日的。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
张学良说，澳洲籍的政治顾问端纳说蒋介石是个骡子，很难跟他讲、很难把他说服。少帅又说：“蒋先生这个人，我批评他，他要(是)有机会，他真能(会)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旧的思想，不是当代的思想，蒋经国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说，到台湾以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现在也是没有了。”少帅表示：“介石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少帅说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在西安事变谈判释蒋期间，蒋较器重宋子文，但少帅说：“那是另一回事，利用他。蒋先生这个人就是这样”。少帅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少帅和张夫人赵一荻(赵四小姐)都不认为蒋介石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张学良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过去盛传少帅看了蒋介石西安日记，而大受感动，“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事实上是蒋嘱文胆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辟室杜撰，八易其稿。少帅批评蒋介石唯我独尊，一定失败，他说：“蒋先生什么都没有，蒋经国还留下点东西，蒋先生留下什么？没有。”又说：“蒋先生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袁世凯想当皇帝，他也想当皇帝，(但)袁还是个人物。”
少帅说：“从中国历史上你(来)看，皇帝、首领是大多数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你看他用人，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联系(关系)的人，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
张学良口述历史最具可读性的就是他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的看法。除了蒋介石，不少人被少帅点名，但对宋美龄并无微词。与少帅一起接受访谈的张夫人赵一荻(赵四小姐)说，到台湾不久，宋美龄介绍董显光教张氏夫妇研习英文圣经，赵四小姐说，董显光也是他们派来考察少帅思想的。张学良说，孙夫人宋庆龄曾责怪他“为什么还不反蒋”！他说宋庆龄是彻头彻尾地亲共。少帅又透露，1936年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这个日子，是宋美龄、宋子文挑的，以做为圣诞礼物。
少帅说他很不喜欢孔夫人宋蔼龄，他说，宋蔼龄是“坏蛋”，对他态度不好，她说：“这小家伙(指少帅)捣乱得很，你要不整他一下，他是捣乱，你们不能放松他，应该惩罚他。”少帅透露，张家和孔家差点变成亲家，他说：“原来我们想做亲，他要我的儿子娶他的孔大小姐(孔令仪)，要娶的话，要保证不娶姨太太。我说我儿子的事，我不能保证。后来他儿子(孔令侃)想娶我的大姑娘，我说我也不能反对，也不能赞成，最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呆呆(相处)。”少帅说他看不起孔令侃，也看不起孔祥熙，他说宋子文和孔祥熙不合，他和宋子文则是好朋友。“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曾拍胸脯说姓宋的不说瞎话，一定保证少帅自由，结果宋子文陪少帅到军事委员会受审时，有人骂宋子文：“你说姓宋的人永不说谎，怎么到了现在这地步。”宋哑口无言，少帅则说他听了“很难过”，但谅解他。少帅说宋子文并没有“担保”他的自由，他说：“宋子文他怎么能担保，他怎么敢担保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外头说话连一点影都没有！”少帅又说，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有人主张枪毙他，宋子文就对蒋先生说如你把少帅枪毙，我就把你的事抖落出来。但少帅并未进一步说明宋子文要抖落什么事。
中国近现代军政人物中最被少帅看扁的是何应钦。王新衡曾对少帅说，蒋介石不用人才，只用奴才。少帅说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方面知道南京有些人有野心，想藉机除掉蒋介石。少帅说他知道何应钦有很大的野心，但不怕他，是怕蒋的学生，也怕一旦西安方面和中央军打起来，西安方面因兵少弹药少，绝对打不过中央军。少帅说，有一次蒋先生对何应钦说：“你把军服脱下来，你走。”何不敢走，少帅说：“若蒋先生要这样骂我，我真会把军衣脱下来就走。所以我看不起何应钦。”张学良称，何应钦从来就没被重视(过)，也没有实权，没带过兵，如果他是何应钦，早就不做了，跟着李宗仁叛变，奴才一个。
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如杀死蒋介石，则中国必大乱，结果到何应钦这种人手里会更坏。
张学良还批评同属东北人的齐世英，他说：“这个人反对我很厉害，他是国民党，他是CC。这个人很不守规矩，从小野心就大，东北的党务就在他手里，他专门在东北对我捣乱。……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病重时我去看过他。”
甚少人受到张学良的欣赏，在这少数人中，周恩来属第一名。少帅说，“西安事变”后，周来到西安，蒋本不愿见周，后来见了，只见一次，周看到蒋即叫：“校长”，周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部主任。少帅说，后来在西安主事的都是共产党、周恩来，“周恩来的人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另一个共产党员李克农，也是少帅欣赏的人，在1936年1月，少帅曾和负责中共情报的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会面，少帅说，李克农这个人好厉害，很会说话，对东北军影响很大，王以哲(东北军将领)受其影响很大。80年代初，叶剑英公开证实王以哲是中共党员。
张学良虽系虔诚的基督教徒，然漫长的冷月寒风和忍辱负重，却无法消除他那刚烈不阿的火焰之气，他终于在口述历史中倾吐了积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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