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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出版的6月17日的美国《商业周刊》刊登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E·加滕的一篇文章，《当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时候》。
文章说，几个月来，英特尔公司宣布在上海投资1亿美元，组装奔腾4处理器；戴尔公司把它的PC机生产厂从吉隆坡迁往厦门……一些公司正在把生产厂迁往中国。中国是接受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每年得到外资约400亿美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这一发展似乎势不可挡。”作者认为，一旦全球经济把中国当作工业生产的生命线，战争、恐怖主义、社会动荡、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供应中断，都将使世界经济难以承受。
加滕想表达的意思是清楚的。那就是，不能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危险的！他抱怨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只注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安全组织在关注复杂的全球供应系统。他主张华盛顿应该调整税收和关税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将工厂建在“离家门口更近”的地方。
加滕的“宏论”，至少在以下方面是站不住的。首先是对“世界工厂”作用的认识。他认为，一旦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出于种种原因导致的供应中断，都会使世界经济难以承受。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世界工厂”以往有过，现在也依然存在。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制造业在全世界的比重曾高达19.9%，它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被称为“世界工厂”。战后，德国和日本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德国生产的汽车和工业设备，日本生产的照相机和电子产品，迄今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无论是昔日的“英国造”，还是今天的“德国造”“日本造”，都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相反，正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专业化分工，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照相机、汽车等以往的奢侈品，如今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
其次是对中国制造业能力的错误判断。文章说，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实际情况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1999年全球制造业的产值是9万多亿美元，中国的贡献是约5000亿美元(含建筑业)，只占5%多一点，而美、日的比重则分别超过20%和15%。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工业品虽产量大，但品种少，档次低。如中国的钢产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但主要产品是低档次的建筑用材，IT行业和汽车行业用的高档板材仍需大量进口。2000年，中国进口钢铁达97亿美元，出口只有40亿美元。再细看一下，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的中国企业有11家，但其中没有一家属于真正的制造业。中国的200强外贸企业，74%的出口值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许多大型出口企业只是“世界工厂”的一个加工车间。可见，中国距“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决非一蹴而就。
第三、生产专业化，物流跨国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就连加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优势很多”：工资水平只及墨西哥的1／3；在教育方面的大量投入，吸引着外国公司；中国的大批生产厂家和分销商创造了一个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生产环境；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这一切使人们对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寻求利润的投资者“无可厚非”。既然如此，他的前述“宏论”岂不多余。
其实，仔细看看近年来少数美国“学者”、“专家”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就不难明白，不管是“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还是“中国崩溃论”的倡导者，他们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愿摒弃冷战思维，习惯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要么以偏概全，要么随意夸大，就是不愿正视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变化和事实。加滕提出的“中国造危险论”同样属于这一范畴。到头来，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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