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厂后，老厂长退居二线了，但对我的想法很赞同，说这对重型机械厂是一次机遇，我就认真地写了《与深圳特区金属结构厂联营的可行性设想》，老厂长还拿到厂办为我打印成正文。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这份“可行性设想”在重型机械厂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本来，谭秘书把我们两人的差旅费都已经到财务报销了，一路上因为打着“为用户服务”的大旗，所到之处都是小车接小车送，客户请吃饭，我们每人还节余了５０元的差旅费。妻子用这５０元给小诗诗买了辆小三轮车。
我那天把“可行性设想”交给了新上任的、在全市、全省都很有名气的“改革厂长”。“改革厂长”看过之后，一张春风得意的脸马上阴沉下来，当着办公室很多人的面敲打着桌子：“谁同意你去深圳了？你怎么不去台湾、不去美国呢？”当即指示财务科把谭秘书已经报销了的差旅费又拿出来重新审核，广州至深圳的差旅费不予报销，并扣了我们每人三天的工资，同意我们前去深圳玩玩的厂办主任也给撤换了。谭秘书见了一个劲儿地抱怨：“你小子，到深圳玩玩就算了，你惟恐别人不知道，还向厂长汇报，这下完了吧？”我不服气：“推销员嘛，不就是要推销嘛！”谭秘书说：“人家是让你推销产品！”我硬犟：“不对，推销员推销的应该是品牌，是我们这个企业！”我为我的营销理念不为新上任的改革厂长和同事们理解而深感遗憾。岳父大人得知此事，再也不抱他们的乘龙快婿两年肯定是厂长的希望了，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风凉话，而且以点带面，一概否定：“大学生没个有本事的！”
我顶撞岳父：“大学生都没本事，国家还办大学干什么？”
吴春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天是在岳父家吃晚饭，妻子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围了一大桌，桌中间是一只火锅，里面炖着条大活鱼。我夹了那火锅里仅有的一个鱼泡，岳父大人明明看见了，还有一个劲儿地用筷子在火锅里面翻来翻去：“鱼泡呢？谁这么嘴快！”妻子的嫂子在旁边瞅着我窃窃地笑。我脸红了，那顿晚饭没吃饱就气愤地走了。
厂长的态度决定一个人在厂里的命运，我成了销售科可有可无的人，全厂职工普调一级工资，我只长了半级。当然，小个子销售科长对我也早已抱有成见。有一天，他很严肃地对我敲警钟：“你要注意啊，别犯了错误。”我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我犯什么错误？”
科长说：“你和深圳那家厂谈联营，利用工厂名义，个人捞介绍费，那可就严重了！”
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介绍费”这个词呢。听了这无中生有的话，我差点气晕过去。我曾是全心全意地为工厂的前途着想，反而遭这种无端的怀疑。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是，不久，厂里开全国订货会，地点是市宾馆。那天，小个子科长在一楼会务组给销售科全体人员布置工作，谁谁负责一楼客户，谁谁负责二楼客户，惟独没我的份。我急着喊：“科长，我负责哪一楼的客户？”小个子科长白了我一眼，指着地下说：“你负责下边！”我还信以为真，跑遍了宾馆的主楼、副楼，到处询问：“先生，你们这有地下室吗？小姐，贵宾馆哪栋楼有地下？”宾馆服务员们都被我问蒙了，原来市宾馆根本就没有地下室！
１９８７年的１２月２５日，很快就要过元旦了。我向小个子科长请了５天假就走了。到哪去了呢？我谁也没告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