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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延文，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意思。三十年前的５月２３日清晨，一个小生命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乐曲一起，新鲜地降临人间．曾在延安抗大工作六年的父亲，给我起了这样一个毫无女性色彩的名字。当我成熟之后，多次为自己能与如此辉煌的日子结下生命之缘，感到由衷的幸福。
生活是复杂的，在实际创作中，各种难以预料的坎坷、人为的压抑与挫折，常常使我感到难以承担的灵魂之重，甚至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别人那样选择一条时尚的捷径。然而，当再一次学习“讲话”后，我庆幸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个人以为，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那么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回答了新世纪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阐述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反映了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意义。“讲话”具有穿透性的精神力量，导引了超越得失的诗化人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文学之舟向精神境界的两次远航——她并非逝去的风景，而是风光正好，不断创生着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动。
在文学领域，我首先是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起步的，但创作的冲动却似乎郁积了很久。经过几年的奋斗，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台湾风云》，其间获得了许多文学前辈师友无私的帮助和鼓励，并在去年获得了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同名的二十五集电视文学剧本及中学生读本，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正是从这种艰苦而有兴味的创作经历中，我认识到，“讲话”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精神并没有苍老。无论怎样的艰难，只要有艰辛的付出，只要保证作品的含金量，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严肃的文艺作品永远不会被遗忘．这种文化的血脉，与民族本身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种文化象征，既有悲剧的美感，也有坚硬的骨骼。它不是什么神话叙事，而是在大地上生长的民族精神本身。我感到，自己的作品仿佛葱茏大树上一株鲜绿的叶片，不断吸取着大地的血脉与营养，通过光合作用遍布全身，然后才能催生出精神的蓓蕾。
《台湾风云》出版后，引来了我未曾想像的回声。我感到一种信任，一种职责，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这是我在创作之初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像的。很快，我再次沉入写作状态。
我是１９７２年出生的，可以说是典型的“７０年代”。我以为，过分强调这代人的文化沙漠化，夸张地展示“７０年代人”对物欲和肉欲的崇拜，只能形成对一代人的遮蔽与误读。年轻一代作家要珍惜传统，构筑正常的文化精神。今天的青年作家，必须首先是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先进的社会文化，必然呼唤丰饶的精神绿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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