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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提示
美国《纽约时报》近期发表题为《在死亡的大楼为生命挣扎——双塔内的102分钟》的文章，该报记者经过数月的调查、采访，透过“9·11事件”遇难者的手机最后留言或通话、有幸逃生者事后追忆及警察和消防人员的通话记录，勾勒出世贸双塔从遭到撞击到倒塌时102分钟内的一些情况。
命运不可预测
世贸中心双塔楼内，约有500多家国际企业，每天约有5万名上班族，超过20万人次的观光客。然而有的一周只到此上班一天的股市经纪人，却偏偏选择了星期二；谁也不会料到，北楼92层的一个公司，愣是决定9月11日这一天的早上8点召开紧急会议，结果与会者被死神一锅端。
不幸者中也有侥幸者：主人在大楼顶层的咖啡屋坐等，而客人却稀里糊涂地乘错了电梯，不得不从上面再返回楼下大堂，另换电梯。恰在此时，被劫持的飞机将其隔在了安全地段。他虽然一时错失了朋友的约会，却永久躲过了死神的“相邀”。
灾难中的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9·11”中大量的遇难者为金融界人士，他们以预测市场走向为业，在经济上一向运筹帷幄，却无一人能够预测到这场恐怖袭击的阴谋，甚或还来不及惊愕，便一头闯入死亡的怀抱。
危急中纵身跳楼
没有人比直升机上的警察，更能逼真地看到生命在危急时挣扎的恐怖：许多张痛苦的脸贴在玻璃窗上，急促地喘息着；在104层，人们用电脑砸破大扇的玻璃窗，在烈火黑烟步步紧逼之下，五尺大汉纵身一跳便是解脱。
在双塔楼遭袭后，北楼至少有37人跳楼。飞机击中北楼的第91层，1344人被围困在19个楼面；南楼第78层被击中，约600人被围困在33个楼面，由于相对宽敞的空间提供了周旋的余地，或许可以解释南楼无一人跳楼的原因。
体力和意志力是与死神最后一搏的本钱。在滚滚浓烟的熏呛中，人们筋疲力尽，依次卧倒在地，发出了走投无路的哀叹。只有一人坐了起来，“不行！我还得见见我的妻儿”。这一坚定的信念，使他挣扎着下楼而最终获救。
惊恐中的选择往往是迷茫且致命的。南楼第81层，一群被围困者在进行生死的赌博——向上行还是朝下走？惟一持有手电筒的人，在黑暗中依次照脸点名，点到者回答YES或者NO。大家一致选择上行，结果全体遇难。
患难中的挚爱
一个惊心动魄的镜头感人至深：在102层，为救别人，有人不顾自己安危，一手抓住窗框，一手竭力揽住一位妇女，因为一旦松手，对方将从1300英尺的高空坠地。
生还者回忆道：人在困境中，无论对熟悉的同事，还是对陌生人，都表现出“仁爱”。两个男人扶持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并不断地安慰她：“我们在一起”；一位男士鼓励他的女同事：“你能完成化疗，也一定可以走完这些楼梯”，他终于扶着她走了下去，将她硬是塞进拥挤的电梯，看着电梯的门在自己面前关闭，他竟毫不迟疑地转身上楼，继续救助别的同事。他的手机一直没有关闭，不是他和亲人在通话，终端的妻子最后只听到别人的惊呼：“楼梯在哪儿”？“电梯在哪里”？
一位救助者的口、鼻蒙着一块红手帕，背上背着一个女人，将她送到相对安全的地带，又折身返回火海；在楼梯口，指挥者不断发出指令：“下楼，按次序走”。井然有序的撤退，保全了两栋大楼被撞击楼层以下几乎所有人的生命。
刻骨铭心的“遗言”
遇难者用最后的话语，揭示了他们内心的感受——惊恐、愤怒、挚爱。北楼遭受撞击后，南楼第97层发出电话之音是：“热浪灼脸”。他在10分钟内打了11次电话，充分体现了内心的极度惊恐；一个打给老祖母的电话说，大楼被“救护车”撞了！不知是对老人的安慰，还是他自己被蒙在鼓里，或是思维已经紊乱；妻子对丈夫的电话描述了慌乱的景象：“有人用上衣去堵已经成了烟道的通风口，有人脱鞋敲打不肯出水的水龙头。我们不知该到何处去，但我不打算下楼，不愿意闯入火海”；有的手机只是开着，却始终听不到主人的声音，能够听到的只是嘈杂声和别人的尖叫声：“灭火器在哪儿？”“有人昏迷了吗？”
北楼第104层，四五十人被围困于一室，只有一人有手机。他请每人自报家门，由听电话的妻子逐一记下，而后转告他们的亲人，开场白一律是：“我并不认识您，有人从世贸大厦打来电话：您的亲人此刻平安”。妻子记得一向镇定自若的丈夫突然打断通话，惊呼“我的上帝”！
预测到死亡即将降临的人，留下了“遗嘱”：“带好我们的女儿”；丈夫嘱托妻子安排妥保险金；而最多的用语还是“I LOVE YOU”这一平素也常常使用的语言。不少未亡人事后向记者反复哭诉的也是这句话——“他告诉我，他爱我”。
最后一个电话结束于10时26分。3分钟后，为生命而挣扎的人连同他们所依托的大楼同归于尽。
瞎指挥制造冤魂
指挥失当使本来可以逃生的被困者成为难逃一劫的冤魂。
首先，被困者错过了迅速逃脱的时机。按照当时现场指挥的命令，位居高层的被困者，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待消防队员的解救。而因电梯受损，消防人员不得不手提肩扛沉重的消防器材，一步一步向上挪，一个小时才爬到第50层。当北楼被撞后，南楼指挥部的指示是：“留在楼内，不要上街”，避免被空中坠物砸伤。富士银行的一位职员已经撤退到楼下的大堂，保安人员指挥他乘坐电梯，返回办公室。于是在分秒必争的紧急时刻，南楼高层的人们却静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傻等，有的还给亲人发送电子邮件通报平安。岂知，第二架飞机已经呼啸而来。
其次，现场指挥未能及时提供准确信息，使受困者稀里糊涂走向绝境。一些人根据1993年2月世贸大厦被炸时，警方用直升机救人的经验，向楼顶攀登。没想到，当他们终于精疲力竭地爬到顶层时，发现最后一道门紧锁着。一位洗窗工人庆幸自己带着钥匙，但却开不开门，因为门必须先由22楼的管理处开启电子装置才能打开，22层的人们已经全部撤离。有人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我们已经爬到顶层，门打不开，快通知消防队帮忙”。另一名男子在手机中让妻子稍候：“我用肩膀撞撞看”，但又无奈地说：“门纹丝不动”。
其实，大厦和警方早有协定，“因为种种原因，不鼓励直升飞机在楼顶降落救援”。这次，纽约警察局的直升机也曾试图营救，但他们向总部报告：无法降落。因此即使他们能够走上楼顶平台，也难逃一劫。
实际上，被困的人们不知道，有一条生路近在咫尺。大厦的A号楼梯一直通到楼底，有幸运者从这里逃了出来，但多数人不知道这一救命的信息，也不能期望找到这条生路的人再爬上百层高楼，将这条活路告诉难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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