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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了一个经济工作座谈会。邀请部分经济学家就金融、财税、就业、“三农”等当前中国经济难题献策。其实这些专家对1.金融业最突出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2.国有股减持与上市公司治理；3.下岗失业与农业剩余劳动力；4.财政赤字与扩大内需的关系；5.加入WTO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可以预见，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大动作的轮廓也许就在这里，就在今天萌芽。
金融业首当其冲
摆在中国面前的最大问题是金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作为金融权威指出：目前有四大问题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一是不良资产比例仍然比较高，到2001年年底还有25.4%。二是银行的利润少，有的银行还存在亏损。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综合竞争力差，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指标，包括人均资产、人均利润只相当于国外银行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四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薄弱，产生的案件比较多，如内部的贪污、腐败、卷款潜逃情况时有发生，损失较大。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到位。
关于银行改革，有关方面提出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程，并作到最终上市。但是关于如何上市，却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有着独到的看法。他建议，中国政府提出的商业化经营、公司化和上市三步的策略应予以改进，即把第一和第二个步骤合并进行；对第三步，应当选择整体改制的方式，而摒弃分拆上市的办法。
当然，中国金融不仅仅是国有银行的问题，包括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十分脆弱,抗冲击能力很差。因此,必须加快整个金融改革的进程。在这方面，民间金融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吴敬琏就曾经提倡发展民间金融,实现金融业的对内开放,建设县域金融体系。
民间金融重点当然是中小金融机构，但是，除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由原有的城市信用社改造的88家城市商业银行外，中国迄今为止被批准营业的商业银行仅包括：10家中小商业银行和2家住房储蓄银行。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像目前那样仅仅作为大型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的补充角色。因为，他认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小银行。
尴尬的证券市场
中国已经建立10年的证券市场，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股票市场，由于一开始就肩负着为国有企业脱困的重任，因而，错误的市场规则累积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国有股减持，它不但影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更主要的是严重扭曲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而这正是证券市场的万恶之源。
但是，自去年开始的减持遇到了投资者的强大“抵抗”，股市对此以暴跌作出回应。因此，国有股减持一度搁浅，而国务院也不得不宣布减持停止。为此，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国有股减持更重要的是偿还政府欠老职工社保的资金，而股票全流通是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的办法，国有股全流通不是减持变现，这是两个问题。
当然，国有股减持已经停止，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治理问题将要不断进行下去。其中，最根本的是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吴敬琏在一次“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直指中国公司治理存在六大弊端：一是股权结构不合理；二是“授权投资人”制度；三是“多级法人制”；四是董事会、监事会存在缺陷；五是董事会与执行层之间关系不顺；六是公司执行机构有弊端。
经济学家樊纲也对中国股市有相当的关注。他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不仅在股市上，还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化、国有企业改革、法治建设、工业化进程等等。他说，不要因为资本市场出了点事，就说它不好，关键是出了事，要把问题揭露出来。樊纲讲到，中国要形成一个透明、规范公正、法治的资本市场，至少还需要20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创新，也要“与时俱进”。
失业问题关乎稳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或许是对中国失业问题关注最多的学者之一。在不久前，他的“中国正面临一场就业战争”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说，“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在新世纪10年中最为严峻的发展挑战。”
胡鞍钢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指出中国的就业与失业具有多重综合症。他认为，一是传统正规部门(如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和局部地区(如东北地区)出现转轨经济国家突发性“转轨失业”，即失业率突然上升，新贫困人口迅速增加；二是城镇劳动力市场已经具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失业率特征，所不同的是并不是由于失业保障福利水平过高，而是劳动力供给能力太大，实际失业保障覆盖率相当低下，且福利水平也十分低下；再有，在农村地区具有众多发展中国家严重就业不足的过高比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不同的是长期以来限制和歧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最后，无论是城镇实际失业人数(相当于欧盟失业人数总数)，还是农村就业不足人数，其规模大，且在迅速上升。基于此，他认为，至少在短期、中期之内中国城镇可能处在一个较高的失业水平，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不过，胡鞍钢也对中国的失业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认为，今后中国将通过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扩大就业，一方面是加快开放各类服务业市场，通过市场发展扩大就业。而另一方面，所有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后勤服务向社会公开招标，实行社会化、市场化，加快与所属单位脱钩，以大幅度创造就业机会。
对此，吴敬琏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小企业。他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而且还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约占我国城镇就业总数的75%，全国工业部门的1.5亿劳动力中，也有1.1亿在小企业就业。
财政有危机吗？
自今年中国政府提出3098亿赤字的财政预算以后，关于财政危机的讨论一度热闹起来。经济学家吴树青表示，赤字规模是不是合适，首先决定于它是否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财政没有赤字、经济不发展，财政收入也上不去。看起来财政收支平衡非常好，但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很好，也不意味着财政基础很好。由于中国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还必须由政府开动这驾马车来拉。但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早就指出，中国继续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的余地比1998年时要小一些，光靠发国债刺激经济，长远来说不是一个办法，而且用财政的办法来扩大投资，它的效益总体来说是递减的，而且容易产生腐败。
对于解决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一手硬”的问题，有关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吴敬琏指出,在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时,应从以增加财政投资为重点转向以推进税费改革为重点。他说,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一,不要认为减税会使财政收入减少,减税可能使财政收入短期减少,但税制理顺了,民间投资增加了,企业的活力激发出来,税基也就扩大了,最后税收总量还是会增加的。
胡鞍钢算了一笔帐：200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为511亿元，只占GDP的0.6%，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这说明中国税收系统对企业等法人的征税是有效的，而对于个人征税的效率较低，大部分高收入者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足额收上来。因此，中国应在许多征税办法上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要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不交税的成本。
农业问题最头痛
农村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在市场，但也是最令人头痛的市场。因此，在加入WTO后，中国农村要在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下实现第二次飞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务，而增加农民收入则是重中之重。
吴树青呼吁国家对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等地减免农业税。他认为此项措施将为农民减负200多亿元；对农村教师工资等原来由农民负担的部分，最好也由中央财政予以保证，财政要作出点“牺牲”。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则是农业方面的专家。他指出，中国政府首先可以，也完全应该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12大项“绿箱”政策，对农业生产进行必要的扶持。
另外，根据规定，中国还可以利用“黄箱”政策，对国内农业进行必要的补贴。他认为，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不仅仅是中国农业如何应对冲击和挑战的问题，而且应该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考虑。通过国家投资扶持农业发展，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农村失业，拉动国内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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