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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02年6月22日第1版刊登了记者郑晋鸣的《院士、博导资源共享应实事求是》。这篇仅600字的短文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时弊。感慨之余，写几句随笔，作为对郑文的响应。
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两院院士现今总共才1000略余，确属全国上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人们仰慕院士，称颂院士；各单位竞相争取院士，求攀院士，确也势有必然，情有必趋。但好事做过了头，常适得其反。
我的专业是药理学，长期从事新药评价工作。早些年，特别是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的最初几年，我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不下十几家医药院校和政府机构请我当兼职教授或顾问。那时，大部分邀请我都接受了，也努力想把这些工作做好。久而久之，发现事情远不是原来想像的那么单纯。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学术品位。有些记者采访我，其实并不都是真的想发掘我身上有什么闪光点，而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文字写作数量。有时中小学生和我座谈，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向我学什么治学经验和为人之道，而是要完成老师交给他们的作业，写一篇“与科学家爷爷面对面”之类的作文。至于开大会时请我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我正襟危坐，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听过就忘，说完拉倒。这样的生活我不习惯，不喜欢。我烦透了。我越想越觉得这不像什么“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可以任意摆放，没有使用价值，只是供人观赏。
人们真的喜欢观赏我们这些锈迹斑斑的古旧花瓶吗？其实未必。前年一连亲历了几件事，使我惊醒。北京大学一位好友某教授对我说：“我看你们评上院士后，几乎没有再出什么新的大成果了。”我愕然自惭。不久，医科院一个下属医院的院长当面对我们几位院士说：“你们老先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工作需要你们，还是你们需要工作？”一座无语，各想各的心事。同年6月，我随中国保健医学会赴意大利开会，飞机上正播放着当天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实况。我座旁一位深圳某医院院长指着电视屏幕说：“这些院士都七老八十快死的人了，还发挥什么作用呀！”我笑着说：“我不就好好地坐在你旁边，一起去开会吗？”“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院士呀！真不好意思呀！”
很好！原来如此。我分别从我挚友，从直言者，从不知情者口中知道了一些平时在锣鼓声中听不到、在鲜花丛里看不见的群众真实想法。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毕竟“全”中有这“一偏”。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居里夫人在获诺贝尔奖后，将100多个荣誉称号统统辞掉，最后获第二次诺贝尔奖。我明白了为什么钱钟书晚年“淡泊自守，闭门谢客”，写出了《管锥编》、《谈艺录》等不朽名著。我明白了郑板桥在潍坊任上白天忙于公务和应酬，晚上虽想努力创作，但“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留下的只是无限凄怆与愤懑的千古悲鸣。我明白了王选院士说过的至理名言：“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
从去年起，我谢辞各种应酬，谢辞记者采访。社会兼职只退不进。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话，不再做花瓶。70岁了，来日无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过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应该由我做，我能做，我爱做的事。
希望社会上爱护“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把“院士”炒糊了，不是国家的幸事。“院士”也不要“迁就被炒”。在无聊的“炒作”声浪中我们有权利说：“不！”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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