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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天津日报文艺部，继续做编辑，更频繁地出入孙犁的家。孙老有两张桌子，一张写字台靠窗，写作用的；另一张八仙桌迎门，会客用的。客人来了，孙老总是坐左边，将上首右边留给客人。客人这一边的桌角上，嵌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遵医嘱，谈话不要超过20分钟。而这份医嘱对我们却无效。大到文坛风云，小到周刊稿件，八仙桌边谈笑风生。
那时，孙老正在写作他的“芸斋小说”，已有多篇发表。我感觉这些小说与他的“白洋淀小说”在艺术上有很多不同，经历了“文革”，他的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小说进入了一个他从未表现过的、崭新的境界。我想写一篇评论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但心里没底，因为没有相当的理论把握能力，是拿不起这样一个课题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孙老，他当即鼓励我，说放开手写吧，写完我看。文章写完了，我送去请他指教。看过之后，他专门托人捎来信，说写得很好，就发在“文艺评论”上吧。文章发表后，他又特意送我一幅他写的条幅，抄的古诗“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州”。
这篇《试论“芸斋小说”的艺术风格》后来收入《孙犁作品评论集续编》，看了目录，我才知道它是第一篇对《芸斋小说》进行评论的文章。孙犁是大师级作家，多年来对他的创作进行评论和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阵营，其中高手如林，而这样一个重任，他却交托予我，交托予一个新人，一个在文学评论方面毫无经验的毛丫头。这篇文章很幼稚，却是我走上文学评论之路的起点；没有孙老的鼓励，它不会发表，没有它也就不会有我其他的评论文字，更不会有我的理论专著《侦探小说学》了。
1986年，有感于当时天津文坛一批青年作者勤奋笔耕而鲜为社会所知，我策划了一个破天荒的行动：在一段时间里，集中推出一批他们的小说，并且每一篇都配有评论家的专评，一起发表。行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发表了赵玫、余小惠、李晶、牛伯成、张永琛、王爱英等人的作品，其中也有我的短篇小说。但如此隆重而集中地推出青年作者，在“周刊”尚属首次，特别是这批版面上又有我的小说，编辑部内部看法很不一致。我们久已习惯了只编不著，习惯了“编辑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单一的工作方式，况且那年头“成名成家”、“实现自我”的意识还在主流观念领域中受着歧视，三十啷当岁的我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一个闯了祸的孩子。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大家都在期待着孙犁，等着他拿出意见。
我多想独自一人跑到孙老面前，向他陈述，向他倾诉。但我毕竟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毛丫头了。我能做的，惟有坚持和等待。孙老的意见是辗转传过来的，他说，年轻人有想法，让她试一试嘛。他的意见立刻平息了所有议论。多少年过去了，这批青年作者都成长为有相当成绩的作家，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对天津文学事业的贡献。而只有我，才明白孙老在整个过程中给了我怎样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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