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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初，《文艺增刊》改名为《文艺·双月刊》，期刊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小编辑部也随之“招兵买马”，从文艺部独立出去，我也由新研室调到《文艺》双月刊当编辑。
在迎来送往及在场聆听孙犁同志与这些来访者的谈话中，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学习了孙老不少的为文和做人之道。其间，还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生动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课。
一次,东北某杂志社的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来给孙犁照相，用做该杂志的封面。我遵照孙犁同志以往的嘱托，让其稍坐，待得到孙犁同志的应允后，再前往。这位记者心急又有些盛气凌人，说，我们是来给他(孙犁)照相的，有人想让我们上封面还不一定行呢！
听了这句话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在去多伦道孙犁寓所的路上，便给这位年轻的摄影记者打“预防”针。
我说：孙犁每天都稿约不断，创作等身，突然来访会打扰他的写作；二是孙犁年岁大了，身体又不会太好，午后要休息……
尽管这样，小记者还是没听进我的话。记得当时孙犁同志刚午睡起来，说明来意后，孙犁同志便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情绪不错，表情也自然。这时，摄影的这个小伙子拿出相机，左对右对，一会儿让孙犁坐正些，一会儿让其脸偏点，折腾了足足十分钟，最后又要老人笑一笑……这时，就见孙犁的头部轻轻摇动，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生气地说：“我不会笑。”结果，相也没照成。
过了些日子，李牧歌同志去拜访孙犁，回来她给我转述了孙老的话说，近来，我对一些年轻记者发了脾气。这些年轻人一当了新闻记者就不知天高地厚，说话狂得很，连最起码的新闻要素都不知道，这样的记者，没有不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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