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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开始，我比较多地在《天津日报·满庭芳》上发表杂文和随笔。过了些日子，不断有本报文艺部的老编辑和外边的作家告诉我，说孙犁比较注意我的文章，向他们问起过我。我听了，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压力不小，但主要还是得到一种动力，写了不少东西。
1994年和1995年，我第一次到文艺部工作，参加编辑“满庭芳”副刊，有机会直接处理孙犁的文稿。出于对孙犁的爱戴，更出于一个编辑的责任感，我在编辑孙犁的稿子时格外精心。除了从他的文章里学到不少东西，也帮助他改正了原稿的个别错误。在我迄今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中，接触过不少名作家的原稿，实事求是地说，孙犁属于写稿最认真的作家之列，其学识之渊深更为当代作家所罕见。我的感觉，他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一是严谨，因此他不希望编辑随便改动他的文字；二是谦虚，他对编辑和校对说过，对他稿子中的问题一定要提出来。在编辑工作中，我总共发现孙犁原稿的个别错字有三四处，经他同意，见报时都改正了。记得有一处他将伊藤博文写成了“斋藤博文”，我上午提出，他下午来电话同意改正。
我与孙犁见面，只有两次，大约也是在1994年和1995年，和老编辑张金池一起去他的寓所看望他。孙犁好像十分了解我，谈话没有顾虑。怕影响他休息，我几次告别，他都用手示意不着急，因此每次都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谈读书体会，互相提到很多书，更多的是传统的书。也谈编报，他提到《文汇读书周报》编得很好，有品位，问我看不看，我说每期都看，看了很多年。我恰巧带着这张报，就从包里拿出来给他看。我还请孙犁为我将要出版的散文集《槐前夜话》题写书名，他当场就写了一横一竖两个签。我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对他说，他的书法有二王和黄的因素，更多的是颜和赵，最接近于苏轼。他微笑着，好像同意我的看法。可惜《槐前夜话》出版的时候孙犁已经卧床，没能听到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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