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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3年为第一阶段，其间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9个民族。1954年到1964年为第二阶段，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为德昂族)、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后改为毛南族)等15个少数民族。1965年到1979年为第三阶段，确认了珞巴族和基诺族。至此，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分，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同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的，将民族的各个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研究的。
共同的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交错居住的状况。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面，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都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既重视待识别民族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等特征，又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待识别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在地域方面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中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分布地区的不同，有的民族有不同的方言，有的方言差别很大。还有些民族甚至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因此，民族识别中既不能撇开语言的分析，也不能单纯依据语言系属来确定族别。
中国少数民族在物质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具有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有些少数民族尽管其它特征不很明显，但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意识。这也是进行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综合研究各种现实特征的基础上，同时研究族源，以便弄清该人们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及分合渊源关系，然后确认该人们共同体的属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一大特色。
在民族识别中，充分尊重民族集团的意愿，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对具体属于哪个民族和确定族称问题，尽可能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当然，这也要以科学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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