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61年10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对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克罗克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过时了，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共手中”。1961年1月，肯尼迪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研究中国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对东南亚的影响。国务院PPC的亚洲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受命开始进行一项针对中国核武器后果、影响以及美国对策的研究项目。
1963年2月，美国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报告，请求参联会研究使用“劝导、压力和威胁手段”迫使中国签署禁试条约的可能性。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做出回复。在长篇报告中，军界列出美国可以做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反应，间接的反应包括外交的、宣传的攻势；直接的反应包括单方面采取行动、或协同盟国一道行动、或得到苏联的积极支持、或只有苏联的默许。直接行动还包括台湾国民党对大陆的渗透、破坏甚至入侵，海岸封锁，对核设施的常规武器空袭，对中国大陆有选择地使用战术原子弹等。同时，参联会也谈论了可能的诱饵，如增加贸易，提高食品援助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等。
白宫考虑美苏联手“打击”
至今为止肯尼迪时期白宫绝密档案仍未开禁，人们无从知道肯尼迪到底想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但根据一位肯尼迪时期的高层官员透露，白宫曾考虑过美苏联手，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核设施。联合作战方案包括美苏分别出动轰炸机一架，飞越中国西北的罗布泊地区，各抛下一枚炸弹，但其中只有一枚引爆。但该计划一直没有启用。据白宫官员透露，莫斯科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肯尼迪谋求与苏联人联手铲除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想法。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随着中苏分裂的不断加剧，肯尼迪继续保持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兴趣。在一次记者会上，他谈到“威胁的形势”，并承认“中国在几年内就会变成核国家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减缓这种可能性”。而几天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已经秘密地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准备应急计划，以便准备用常规打击手段，瘫痪或延缓中国的核计划。显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是同意这样作的。
蒋经国“游说”美国
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使得美国当局再次谈起对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动手一事。中央情报局局长邀请蒋经国前来美国，目的是谈论华盛顿与台北在对付中国大陆的联合军事行动中长期存在的分歧。但讨论的议题很快便转到对中国大陆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可能打击一事上。毫无疑问，中国大陆获得原子弹将彻底打破蒋介石重返大陆的梦想。蒋经国在好几个场合主动提出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问题。
在会见肯尼迪总统的前一天，蒋经国访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同美国情报头目详细地讨论了派遣空降部队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能。在前中情局台湾站站长雷·克莱恩的陪同下，蒋经国又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再次讨论打击中国大陆核武器研制设施的可能。虽然邦迪赞扬任何能够“弱化中共政权”的行动，但他怀疑国民党希望能够在大陆获取一定地盘的计划，而且反对任何能够使中国重新与苏联和好，或者与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动作。蒋经国提出方案，美国为一次突击队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邦迪回答说：“美国对能否策划出什么具体的计划来延缓或防止中共获得核武器很感兴趣”；但他认为，任何计划都“必须相当谨慎地论证”。
9月11日，肯尼迪会见蒋经国。肯尼迪询问派突击队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是否可行，“空运300-500人到那么远的地方是否安全？飞机会不会被打下来？”蒋经国答道：“突击队的计划昨天已经同中情局讨论过。中情局的官员认为是可行的”。肯尼迪问蒋经国最近实施的游击活动成果如何？突击次数多少？伤亡比例如何？蒋经国答道，从军事角度看，这些突击并不算成功，从去年十月以来，突击进行了28次，每组6人到28人，只有4组有半数人员回到台湾，其余均告伤亡，伤亡率达85%。下一步的计划是将突击队的规模从10人扩大到100人或100人以上，空投突击的目标是中国大陆原子弹研制基地以及导弹基地，该计划不会引发世界大战。“蒋的构想是在时机成熟时，占领江南一省或更多的省，在大陆建立据点。”
肯尼迪的询问表明他对该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在对话中几次提到的计划务必“现实”，不能只基于愿望而不是“现实的评估”，一定要防止“猪湾事件”的重演。他建议华盛顿和台北需要更好地了解大陆的情况。“无论什么行动，都必须符合具体的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再次会见中情局长。将他与肯尼迪总统达成的理解明确下来。关于摧毁中国大陆核设施的行动问题，麦克恩和蒋经国同意建立一个策划小组，研究派国民党突击队去大陆摧毁核研基地的可行性。美国方面强调，任何行动都必须经由双方最高层批准。关于这个策划小组的研究结果，美国的相关档案目前尚未解密。
使用原子弹攻击？
1963年秋，关于应该怎样对付中国的核计划仍然占据着高层讨论的议程。在蒋经国离开后的数周后，美国当局继续审议可以在中国大陆引起几次爆炸的方案。显然，中情局一直在研究空降台湾特工队和一些其他秘密行动的可能性。五角大楼也在研究半军事性的行动方案。1963年1月1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向他的同事呈交了一份题为“我们怎样可以防止或延缓中国人发展核武器”的报告，展示了一个代号为“BRAVO的非常规作战计划”。这个报告一个月后送交中情局，标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考虑“打击中共核武计划的方法和手段”。这个计划曾被非常认真的考虑过，以至于在1963年秋，美国曾指示台湾国民党驾驶的U-2飞机装备红外线相机，飞越位于中国大陆的钚生产工厂，了解确定该厂是否“已经过热”，以至于不适合军事打击。
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助理国防部长邦迪早先关于应急方案的请求做出反应。12月中旬，参联会完成了一项使用多次飞行打击中国核研基地的行动方案。然而，该方案要求的密集飞行又使得参联会倾向使用原子弹攻击，但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后果，使得这一方案很难在白宫获得支持。
“约翰逊报告”反对打击中国
为什么肯尼迪政府最终没有对中国的核计划动手？这要多少归功于美国国务院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份报告。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核武计划是否真的能够对美国造成“不可容忍”的后果。1963年7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终于完成了一份长达200页的报告。
在报告里，约翰逊的结论与弥漫白宫高层的恐慌相反。他认为，对于中国即将获得的原子弹一事，华盛顿根本不必紧张，而且也不必做出任何大的政策调整；“北京不会用它来作为侵略的保护伞”，美国的绝对核优势也将继续对北京起到威慑作用。“中国的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亚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关系和平衡。由于中国在美国打击能力的范围内，中国一定会考虑美国核反击的危险。中国绝对不会首先使用原子弹，而只会用它来威慑外部可能对中国的进攻。”
10月，约翰逊将该报告压缩成100页，开始在美国当局的各部门广泛传阅。在美国国务院10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腊斯克看到该文件，并对此非常欣赏。几周后，政策计划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约翰逊报告。会后，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克默尔(ROBERTKOMER)向邦迪汇报说，“如果我对约翰逊报告理解正确的话，北京会比较谨慎，而这似乎说明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打击这些目标。”
显然，约翰逊报告在一些高层官员中产生了影响，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使用武力对付中国核研基地的政策后果，有些人甚至认为肯尼迪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担忧是否有些过份。其实美国当局的一些官员并不同意总统对中国原子弹的看法。希尔斯曼在1962年就曾公开表示，中国爆炸原子弹并不能改变亚洲的势力均衡，更不用说全球的均衡。1963年7月，美国中情局在评估中国对禁试条约的反应时也认为，“中国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并不大。”美国军界也普遍认为，中国即使得到原子弹技术，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泰勒将军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也表示，他不相信中国人要打核大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人喜欢战争。
虽然已经出现的怀疑没有能够中断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继续策划破坏行动，但一些高层官员开始认真考虑动用武力的政策后果。鉴于在所有的行动策划中，没有文职官员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前的分析报告只注重中国核武器的影响)，罗斯托在1963年秋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由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来准备一份深度报告，分析对中国原子弹研制设施打击应该采取的方式。1963年10月，腊斯克同意责成政策计划部准备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进一步研究美国对付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行动方案的可行性。由于罗伯特·约翰逊对此问题的精通，腊斯克决定仍由约翰逊牵头。可正在该小组的研究进行的过程中，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