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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李夫夫妇在孙犁家与孙犁合影 |
正在医院病床输液，忽听电话铃响，编辑部通知我：孙犁同志今晨6点钟逝世了。“嗡”地一下子，我从感情上难以承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立即陷入无限悲恸的深渊。稍事镇静后，我挣扎着更衣，直奔孙犁灵堂……
我和孙犁，相处半个多世纪，是有缘分的。这个缘分，不仅仅是我们在战火中一块儿随军进城，在报社同事40余年；也不仅在于他是当代文豪，令人高山仰止，而我素以贤敬之，以师尊之；也不仅在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共同经历的历史，我们俩相处之特殊机缘，而在于在这三个“不仅”发生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赶前滞后，阴差阳错，结成了近邻。
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孙犁住在多伦道编辑部后二楼一间木廊陋室里。此房东、西、南三面有窗，玻璃门朝西开，冬天灌风，夏日西晒溽热难忍。他就在这间简陋斗室，创作了著名的抗日小说《风云初记》和其它若干名篇，风靡全国，广为流行。当时我刚过二十，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可是，我非常喜爱孙犁的作品，尤其他那来自群众的炉火纯青的语言，淳朴、简练而优美，读起来是一种美的享受。从那时起，我写新闻通讯或报告文学，遣词用字，努力学习孙犁的语言风格。说句后话：在下不才，画虎却成猫。到了1951年，孙犁因家眷由农村老家迁津，就搬走了。报社把那间小屋腾给我，作为结婚住房。我成了家。
就在这一年，孙犁严重失眠。我奉总编辑之命，陪他邀一中心医院院长、内科专家刘绍武看病。但他寡言不语。经过仔细诊查，刘绍武大夫把我叫到一边说：“没有器质性病变，需从精神方面慢慢加以调养。会好！”然后，问孙犁：“最近，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或者，着急生气了吗？”孙犁只答了8个字：“为家里事，着了点急。”刘绍武大夫讲了些疗养意见，孙犁不久就到青岛海边养病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孙犁打交道。虽然失眠症没有马上治好，但孙犁对此事永记不忘，20年过后，多次向人提及。
1964年春，我和方纪、远千里随周扬在天津南郊北闸口乡一个村蹲点，调查研究；孙犁正到北闸口乡另一个叫吕坨子的村体验生活。一天傍晚，在村外散步，我遥指吕坨子村，对周扬他们说：“你看那个村，孙犁每天那儿去，深入生活。”周扬惊讶说：“噢，多年没见他了，找一天我去看看孙犁。”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鲁艺建立的友谊。几日后，我陪周扬到多伦道报社宿舍，看望了孙犁。
哪料到在十年“文革”动乱中，我们同遭厄运。孙犁被打成“周扬文艺黑线包庇和重用的黑作家”(见造反派出的《造反有理》报)，我被打成“文艺黑线祖师爷周扬的黑秘书”(见：同上)。我们一度随同报社、广播电视局数十“牛鬼蛇神”一块儿，被关在北郊新闻“五·七”干校一个大“牛棚”里，除干杂活外，负责喂养99头(菜)牛。
孙犁高风亮节，著作等身。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二者不可分。但是，我最钦佩的，是他的人品。
孙犁虽然笃信政治决定文艺，但他从不趋炎附势，违背良心，编造虚伪作品，所以他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即使在“文革”飓飙中，狂犬吠日，叫得那么厉害，除了污蔑谩骂之外，没有一张大字报，没有一篇大批判发言，驳倒孙犁的文章。孙犁本人也没作过一次“认罪”或“检讨”。造反派开了那么多大大小小批斗会，都白白费了力气。记得在一次批斗会上，见一个汉子念了一段“最高指示”后，横眉竖眼地指着孙犁的鼻子，厉声喊：“孙犁，你老实交代：怎么用小说反党！”孙犁拉长脸，眨了眨眼，不说话。问急了，他反问道：“××，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说说我哪篇小说反党？哪儿反党？”问得那人哑口无言，不吭声了。在那种嚣张场合，哪出现过这样大义凛然的反攻？我暗中称道：“好！鲁迅的骨气！”当时流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可是用不到孙犁身上。正如他在《孙犁文集·自序》里说过的：“文章和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当时管我们“牛鬼蛇神”的小个子队长好打人。一次，我把他叫到没人的地方，暗暗提醒他说：“打谁，你也不能打孙犁！……”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瞪大眼睛说：“孙犁，孙犁怎么啦？李夫你老实呆着！”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我当报社人事科长时，曾帮他解决过婚姻问题，所以我劝他说：“我是为你好。要不然，你真打了孙犁，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会把你写进他的书里，那可是白纸黑字啊，就把你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他问：“什么柱？”我说：“耻辱柱。”他问：“那会怎样？”我说：“就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后代人多会儿看了，多会儿骂你。”这个家伙一听，发火了，说：“李夫，你好大胆子！想复辟呀！”我说：“复辟不复辟，咱先不谈。反正，圣人到什么时候，也是圣人。”他朝地猛吐了一口唾沫，说：“呸！狗屁！”我说：“听不听，由你。但应该明白：糟踏圣人，不会有好下场。”他吼道：“你骂人？！”嘴硬是嘴硬，但他一直没敢打过孙犁。这是事实。
1968年底，天寒地冻，特别冷。一天，让我们为“革命群众”修自行车棚，最后把地夯实，好放车。我和孙犁用一个木夯。我俩都穿一身破棉裤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头戴耷拉耳朵的棉帽子，面对面佝偻着身子，两手各自攥着方夯四角上的木柄，面无表情地，吃力地把夯抬起来，复又把夯砸下去，一个坑，一个坑，排着夯……孙犁说闲话，小声问我：“××，是学嘛的？”砸了一夯，我答：“别看他长得那个模样，还是念清华化工系的哩！”砸了一夯，孙犁说：“什么系？”我说：“化工。”砸了一夯，孙犁说：“不会吧？”我说：“没错。就因为他是学化工的，一解放，就让他跑塘沽化工厂嘛。”孙犁说：“清华没有他那个系。”我说有，他说无，我们俩争持了好几个来回。我最后说：“怎么没有呢？人家就是从清华到解放区去的嘛！”孙犁笑了笑，问：“清华有他念的大腿系？”一听，我恍然大悟。随之，我们俩不约而同地仰脸哈哈大笑起来。别人在旁问：“你俩笑嘛？”我说：“保密！”在孙犁眼里，耿直正派是君子，趋炎附势、奴颜媚骨、阿谀奉承是小人，包括“抱大腿”，巴结领导。当然这是后话：数年之后，有一次这位同志到我家去，临走出我家门时，正好碰见孙犁坐在窗前小板凳上乘凉。他立正站着，毕恭毕敬地点头向孙犁问好：“孙犁同志，您好！”冷漠呆滞的孙犁却把头一扭，抬起身来，进屋去了。这就是孙犁的性格。
在“牛棚”时，我的结发妻子去世了。因为孙犁是“重点”，周日不准进市回家。一次周末晚上，他光着脚，从通铺上迈到我的铺位，悄悄对我说：“你回去，打听打听我老伴死了没有？”孙犁老伴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对他体贴入微是有名的。我说：“怎么会呢？”孙犁说：“你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她病得已经够呛了。”第二天，我回来告诉他：家里平安没事。但，自古人生谁无死，过了不久，作为孙犁第二个文学语言源泉的童年原配夫人果然不幸病逝了，孙犁好不悲伤。
后来落实政策，我和孙犁都分在报社文艺组工作。
1972年，公家把孙犁原来的住处——1919年吴鼎昌盖的苏州园林式别墅北房一分为四。西头两间还给了孙犁，紧挨他的两间分配给我，使我第二次在孙犁住过的房子里结婚，安了家。从此，我和孙犁成了一墙相隔、两窗并排而门相对的邻居。后来，书法家王学仲听说，便写了一副对联，称：
“杨震辞金甘抱朴
孙犁著作懒为官”
并在旁白写道：“李夫同志结孟邻有作家孙犁者，予深慕其为人。盖迩年，文艺家不事著作角逐选场，以博一文艺头衔，争官风气日炽。因撰为斯联以颂贤者，然而弥文日盛，非吾之力所可丕变颓风也。”
孙犁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已成家另过，惟他一人在此深居简出，过着平静如镜的生活。他历来鄙视仕途，远离官场，与世无争，惟勤读书勤著作。“文革”以前，他在家写作，是不上班的；落实政策以后，领导上让他天天上班编辑稿件。一次聊天，他告诉我：“我最怵头过马路了。一看见车水马龙，快速来来往往，我就眼晕，两腿发颤。”我知道孙犁缺乏城市生活经验，不会打电话，不会买东西，不知道哪里有娱乐场所，所以我就把他上班的困难，报告给报社革委会主任。主任说：“那就别让孙犁来上班了。”就这样，他又恢复了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常态：向来不出门。虽然，他在全国在地方有许多社会职务，包括作协主席、人民代表等等，但他从来不去参加有关会议。他既不上街购物，也不访亲问友，完全过着一种自我封闭式的生活。与之邻居16年，在我的记忆里，除到报社上班之外，他只出过五次门：
一次，我、石坚、鲁思陪孙犁去北京看望魏巍和田间。那一次，我们仨敲了他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竹杠”，在西总布胡同川府大饭店吃了顿炸锅巴，花了八块钱。
一次，“干部解放”后，周扬为了向受过他牵连的同志致歉和慰问，来天津时看望过孙犁。在我建议与陪同下，孙犁和方纪一起到市第一招待所，礼节性回访过周扬。
一次，1972年他回过一次安平东辽城老家。
一次，在十年动乱时，一位市委副书记指名会见孙犁。在报社革委会主任陪同下，他到了那里，徐庶进曹营，一言未发。在回来的车上，主任急了，说：“老孙呀，你怎么见了书记，一句话都不说啊？”孙犁听了，没说话。主任哪懂孙犁的心！
一次，市里让孙犁帮助京剧团修改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题材的现代京剧《芦花淀》，他随该剧编导去过一趟白洋淀，所谓体验生活。最后，他在270字的稿纸上，用核桃大的字，写了两页提纲意见。
在拨乱反正后，有一次中央点名几位全国著名的作家，到北京开座谈会，其中有孙犁，而且规定不得请假。市里让我动员孙犁，一定参加。我对他说：“这回可不是一般的会，只几个人，不去可不好交代啊。”孙犁总算答应了，但他提出需带邹明同往照顾他。请示北京，北京同意了。我以为一切安排妥当，便去值夜班了。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中午，我睡觉醒来，一看他正在窗前修剪豆角菜架呢。“哎呀，孙犁同志你怎么没去呢？”他回答我说：“早晨，我有点头晕。没去了。”
但是，在文学事业上，他兢兢业业，非常勤奋。他最值钱的家产，就是那浩如烟海的书。在“文革”初期，把他的书籍全部抄走了；落实政策后，大部分书丢失了，把许多值钱但没有人要的线装书发还给他。他每天像钟表那样规律那样准确地在书海里度过。或者临窗写作，累了，出来在窗前坐一会儿，或者踮脚活动活动，或者摆弄摆弄花草，然后又回屋劳作。尤其令人看重他的是，他在全国联系很多青年作者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在培养青年文学人才方面树立了楷模。
孙犁虽然身居都市，但却过着类似农村的朴素生活。从前论级别的时候，市委第一书记属八级干部，孙犁级别是九级。但是，他家没有电话，没有沙发，没有任何现代设备。改革开放以后，他只有一个不带耳塞的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他家唯一的现代化。我多次劝他买台电视机，他说：“那玩艺儿太吵。”我劝他安个空调，他说：“咱这房这么高(足有4米)，冬暖，夏凉，还用得着空调？”我说：“你一人生活，太需要个冰箱了。”这回，他动了心。隔了些日子，问我买什么牌的好。我说：“买进口的。”可是过了一年多，也没买来冰箱。我问何故，他说：“我天天粗茶淡饭，五谷杂粮，我又不吃剩饭，有啥要冷冻的。”结果，还是吹了。
因为孙犁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有很多人以为此人大智若愚，甚为孤僻，其实不然。孙犁甚重感情，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我一家人与之和睦相处，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很是亲近。1976年大地震时，我们全家第一个喊救的，就是孙犁。每逢过年过节，我们互赠饭菜，如同家人。多少年来，大年初一，第一个先给孙犁拜年。使我最敬重的是他尊重人的美德。无论长者还是幼者，他都平易近人，待之如宾。凡来访者，临走时，他都送出门外，至拐角11级台阶处，或到台阶下，他说声：“您走好！”
吕正操来看他，临走时，他送到送客处，道声：“您走好！”
程子华来看他，临走时，他送到送客处，道声：“您走好！”
梁斌来看他，临走时，他送到送客处，道声：“您走好！”
年轻文学爱好者来访，临走时，他送到送客处，道声：“您走好！”
从农村来找他求教的青年作者临走时，他也送到送客处，道声：“您走好！”
使我永远难忘的是：他在看病问题上，对我的信任和寄托。孙犁体弱多病，但是他不愿去、甚至拒绝去医院。身感不适，就和我商量。
1980年冬，一天深夜两点半钟，他头晕，天旋地转，趴到我家窗前，用杖敲窗户，喊我大儿子的名字，说：“我头晕得厉害，都没有脉了。你赶紧到对过招待所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看看我！”我的大儿子说：“您没有脉，怎么还能来敲窗户呢？别慌，您先回屋，我去打电话。”结果我在夜班编辑部，让我大儿子到上海道报社宿舍，把报社医生找来抢救了孙犁。
我和孙犁近邻16载。到了1988年，我们两家都搬走了。但孙犁有病，还是找我参谋。一次，我去看他，他把儿子晓达叫到跟前，嘱咐说：“以后我有病，不清醒的时候，没有你李夫叔的话，不许动我指去医院。”我说：“孙犁同志，您说得严重了。我可担不起这份责任。”孙犁说：“就这么定了。”到了1993年，真遇到麻烦了。孙犁患了胃癌，但他拒绝去医院手术。家属、报社同志们与他本人的意见，针尖对麦芒，矛盾了。然后，把我找去。孙犁对我说：“李夫，我不怕死，但我怕死不了，活着受罪。我今年八十了，就不再去受那个罪了。”我说：“不对我们想办法，既不死，也不受罪，行吗？”经我游说，最后勉强同意只去医院进行一般治疗，不动手术。哪曾想到：到了医院，医生诊断胃癌已经转移，没有手术意义了。这就是说，预期不良：顶多再活一年半载，就要撒手人寰了。
市委非常关心孙犁的病情，指示市卫生局为孙犁组织专家会诊。我也列席了医学专家会诊会。会上，吴咸中院士举了一个实例后，大意说：“根据我的经验，对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切除转移癌后，残留癌细胞再生也比年轻人慢。像孙犁同志这样的胃癌做切除术，再等到残留癌细胞增生，危及生命，顶少需要两三年的功夫。说不准，弄好了，孙犁同志还可能跨越本世纪哩。为什么放弃手术？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吴咸中院士的意见，并决定吴咸中院士上手术台关照，由在场参加会诊的南开医院院长、急腹症专家鲁焕章主刀。病房主任说：“病人现在情绪不好，坚决不同意手术。怎么办？”吴咸中院士说：“这个好办。交给李夫同志去办，没问题。”到此会散。
因为孙犁当时并不知道是胃癌，我趴在他的病床前劝他手术。孙犁怕痛苦，坚决不肯。我对他说：“1973年我做胃切除手术时，吴咸中保证说：我让你无痛苦地度过手术。我就是请吴、鲁二位给我动的手术。从开刀到缝合，只用了40分钟，一直到拆线，根本没有疼过。”孙犁不信：“哪会呢？”我说：“专家就是这么神”最后，孙犁接受了手术……
一晃10年过去了。事实灵验了吴咸中的预言：孙犁同志跨入21世纪又两年
……
在灵堂上，晓达搀扶着我站在孙犁遗像前，我一下子想起上述种种，不禁失声痛哭。我向孙犁同志一边行三鞠躬，一边默默念叨：
“孙犁同志，您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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