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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保护着洗钱，洗钱又滋长了腐败，两者被专家称作为“金融螺旋体”，恶性循环侵蚀经济；入世，金融行业逐步放开，洗钱有了更自由的空间，再不加强反洗钱，洗钱将更为泛滥。央行此时成立“支付交易监测处”和“反洗钱工作处”，将有助于黑钱的曝光，然后将其监控起来。但是工作只是刚刚开始......
在没有《反洗钱法》的处境下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6月29日发表了一则来自温哥华的消息，因涉嫌卷入洗钱犯罪活动而被加拿大警方调查的赖昌星夫妇，6月28日从拘留中心被有条件地释放。皇家骑警担心两人乘此机会再次洗钱潜逃，设了三道令，其中一条就是规定不得去赌场或与黑帮分子发生联系。因为在银行系统强有力的情况下，洗钱的通道只有依赖赌场和黑社会了(有关洗钱的方式，下文有详述)。
加拿大警方曾发现赖昌星钱包里有两张用他人名字的提款卡，赖昌星之妻曾明娜则有六个银行户口及在汇丰银行有两个定期存款账户。
当初赖昌星至少有120亿元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洗去了加拿大，这笔钱究竟有多少将被中国政府追回，还是未知数。
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先例表明，犯罪分子引渡回国的困难可能和某一国家反洗钱法律上的不完善有关。
今年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反洗钱法〉的建议》的议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吴老出示了这份议案的副本，他当时列举了我国洗钱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议案中，他说，我国加入WTO后，会大大增加资金往来，资金的交易方式和存在形式变得错综复杂，也使得洗钱方式更加隐蔽。而目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中也没有明确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报告可疑交易，也没有制定如何识别可疑交易的标准或指导原则。如果我们再不尽早研究对策，将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往往是滋长腐败的根源，甚至将直接影响到对外开放政策、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安定。
他建议将反洗钱法列入下届人大立法规划，并由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负责起草。
两个月前，他得到的回复上说，中央正着手开展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7月5日，“支付交易监测处”和“反洗钱工作处”在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挂牌，这表明了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反洗钱的工作力度。
7月9日，中国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央行两个处的设立是中国反洗钱的信号，或者说是标志，工作还只是开了个头。
从金融系统先下手，是因为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在通过洗钱收益
记者：很多西方国家在1986年后都先后对反洗钱工作有系统的部署，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了反洗钱工作处和支付交易监测处，虽然相对有些滞后，但毕竟是中国打击洗钱的一个标志性举措，不过别国都是在“立法先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还没有相应的《反洗钱法》，金融机构是否应该先行？
黄苇町：洗钱本质上都是：犯罪分子将非法获得的钱财“合法化”，掩盖其真实来源(犯罪收益)。而金融机构是洗钱的主要通道，特别是银行，因为它拥有各种金融工具，能提供资金转换的各种手段，包括现金支票，转汇等等。
洗钱对金融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97年—1999年中国外汇管理局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资金出逃达到520亿美元，非法洗钱占了很大一个比例，而当时通过优惠政策引进的外资只不过每年400亿美元。
——1998年香港引进“外来投资”147亿美元，1999年是240亿美元，到了2000年突然上升到了643亿美元，都超过大陆的引资规模，相当一部分被认为是来自大陆的“洗钱”，而且反过来有些资金再投向大陆，于是这些黑钱就被“合法”地洗白了。
记者：但是“反洗钱”工作除了涉及金融系统，还包括央行、财政、税务、工商、海关、外汇管理、外交、司法等诸多方面。将来的反洗钱工作究竟该由哪个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黄苇町：确实，金融系统抓好银行内部管理并不是唯一的方面。地下洗钱需要公安部门来打击；和上游犯罪——贪污受贿和走私贩毒相关的，需要司法部门给予配合。洗钱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秩序和司法秩序，因为洗钱可能把钱洗白了之后，就等于毁灭了腐败分子的证据，因此“反洗钱”工作应该由金融系统、公安和司法部门“三位一体”地进行。
记者：在司法上，很多人质疑，连厄瓜多尔的法律也将“一切非法所得合法化的行为”视为“洗钱”，为什么中国只将洗钱犯罪圈定为“毒、黑、私”三种？
黄苇町：我国“洗钱罪”的正式定性是在199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刑法，《刑法》191条明确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藏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判定为洗钱行为。并不像有的媒体所说，什么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被排除在洗钱犯罪之外，首先要搞清一点的是“洗钱罪”是针对帮助洗钱的人，包括涉及到的银行人员，不是腐败分子本身。
但是不可否认立法对反洗钱工作相当重要，1986年美国通过了《反洗钱法》，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在维也纳通过，1989年开始各国反洗钱的相关法案开始出台。
记者：尽管有法律约束，但近年来很多跨国银行还是承认曾经“洗”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而银行提取了这其中10%—15%的利润，这种“利益驱动”是不是犯罪分子惯用的方式？
黄苇町：可能还不止这点利润。针对一些金融机构的见利忘义，法国反洗钱的专家毫不留情地披露，欧洲一些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承认他们确实参与了洗钱，赚取15%的手续费，另外还可以获取25%的附加值，加在一起可获40%的收益，犯罪分子把损失黑钱的40%作为“合法化”的代价。据统计，金融系统每年通过洗钱可以获得130亿—170亿美元的收益。
记者：所以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有明确要求：“具有有效的反洗钱措施”，一般多大规模的资金会被银行过问？为什么对自己国有银行、商业银行没有这样的要求？俄罗斯任何超过60万卢布的存款都将被作为怀疑目标。而在瑞士银行，因为存款不能过问，被一度认为是洗钱的天堂？
黄苇町：在美国，一开始往银行里存2000美元现金就要出具资金来源的报告，后来放宽到1万美元，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规定多少算得上大额，多少够得上可疑，比如个体户拿着几十万元的现金交易很正常。
瑞士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客户的账户不许查，但是自从希特勒有个黄金库在瑞士银行，瑞士后来逐渐配合国际反洗钱的行动。
2000年4月实行的储蓄实名制，就是通过全国联网，可以监控到每个人在任何地方不正常的存款和资金流动，这其实对打击洗钱也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近些年来，亚太地区银行系统的洗钱内幕被越来越多地曝光，这一地区的洗钱问题是否向来被“低估”？
黄苇町：亚太都是一些金融新兴的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本身的金融体系不够发达，对洗钱也认识不够，它急需外来资金来发展经济，至于你是不是拿黑钱来投资，他往往不会过问；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加大了对洗钱的打击力度，所以投机分子纷纷到亚洲来洗钱。
2001年6月5日，亚洲金融组织副秘书长兼禁毒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说，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就算保守估计为1万亿美元，那么也相当于全中国13亿人最新统计出来的储蓄总额(笔者注：8万亿人民币)。而亚洲就占了2000亿美元，就连亚洲的经济规模也没有占全球1／5这么大的比重。
但是亚洲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洗钱对自己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上的好处，因为很多黑社会拿着黑钱，通常不办加工业，而是办娱乐业，因为现金交易比较频繁，便于洗钱，而加工业更有利于长期投资，但不利于即时即刻把资金抽走。所以亚太地区应该意识到，这种“投资”并不一定和经济发展需要联系起来。
“中国式”的洗钱似乎更具有多样性
记者：美国财政部今年4月23日颁布了一项新规定，其中一则就是对金融机构雇员进行培训，帮助他们识别各种洗钱方式。我们不知道洗钱到底有哪几种方式，“中国式”的洗钱和国外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
黄苇町：中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资金跨越国境相对困难，特别是一般外来资金到中国来洗，难度甚大。所以现在基本上在中国发生的跨境洗钱都是由内向外型。
通过金融渠道洗钱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走私，例如赖昌星和汕头典型的走私大案；第二种是价格转移法，腐败分子勾结国外的公司，用大大低于正常价格出口物资，然后又用大大高于正常价格进口物资，然后这部分差价就自动存入了境外的账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这种洗钱方式都相当普遍；另一种方式就是以投资形式携带巨资出逃。
不过，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多种经济成分导致了很多通过非金融渠道洗钱的方式出现，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利用自己在台上的影响力，利用自己家属开办的企业“消化”掉黑钱；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然后不断地把国有资产转移到这些企业名下，结局就是国有企业亏空，而肥了自己的企业。然而后两种通常是二合为一的。比如连云港市前副市长鹿崇友就是这样，用自己80岁的父亲和70岁母亲的名义注册了一个化工公司，将自己受贿的钱全部转移到该化工公司中。
在国外，公职人员的亲属根本就不可能经商，所以这种非金融机构洗钱方式有“中国特色”，因而在中国也较普遍。
另外还有通过保险公司洗钱的，比如1999年11月2日，北京王府井世都百货总经理胡镇江，以支票转账方式为自己和30名心腹员工投保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平安团体新世纪增值养老保险”(按规定公司要给员工投保，必须涵盖公司2／3以上的人)，世都百货支付保险费250万元。但投保不到4个月，胡镇江就要求退保，保险公司扣除保险手续费后，将230万元退保金全部退还给被保险人，其中胡镇江个人得款43万元(买了两份保单)。胡离开公司后，世都百货的律师认为，这是胡镇江与保险公司恶意串通，意在利用保险合同的形式非法洗钱。
记者：即使是现在，通过地下洗黑钱已经很猖獗了，每年至少2000亿元，今后金融机构联网一旦完成，现金洗钱会否更多地转入地下？地下洗钱究竟是如何操作的？
黄苇町：地下钱庄，还有许多游离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之外的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也经常成为洗钱的通道。
1994年10月至1998年12月，赖昌星走私收入约120亿元人民币。将人民币现金，也有少量汇票送交晋江的“东石丽”钱庄，1995年后送金城信用社，再由“地下钱庄”通知境外合伙人支付外汇给香港的远华公司。
(“东石丽”其实是晋江东石镇一个叫苏美丽的女人的外号，全家4口均从事境内外非法买卖外汇业务。)
1995年以前，走私款全送到“东石丽”家中，全家老小齐上阵，通宵达旦地点钱，“东石丽”还请金城信用社帮助接收、保管巨额现金，必要时为其垫支付出汇款和用现金解付汇票。由于现金数额巨大，信用社经常加班点收。信用社按现金的万分之三(1997年后改为万分之二)收取手续费。手续费存入该社储蓄专柜的专门账户，作为每晚职工点钱的加班费。该信用社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点收，少则一次三四百万，多则一二千万不等。从1994年下半年起至1999年7月，经该信用社点收的“东石丽”送解的款项约有100多亿元人民币。
地下洗钱同时展开，黑道术语称之为“打数”：当境内有人要用大量人民币现金或汇票换取港币或美金在香港提取时，就将人民币现金或汇票直接交给“地下钱庄”或存入其指定的账户；“地下钱庄”按当日外汇黑市价格计算应支付的港币或美金数量，然后用电话或传真通知香港的合伙人。“东石丽”在香港的合伙人从香港的银行账户中支付外汇到客户指定的账号。赖昌星集团用的是香港远华的账号。反之，有人在香港用港币或美元换兑人民币在境内提取时，将外币交到香港合伙人处，合伙人通知“东石丽”等大陆的“地下钱庄”付给客户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当境内收入的人民币大大超过支出时，“东石丽”再通过“专业户”，汇给“东石丽”在港的合伙人。这些“专业户”的外汇来源主要是用假进口合同、报关单进行骗汇获取的。
从这种地下洗钱活动中可以看出，洗钱是和现金交易密切关联的，现金收支不容易被银行察觉。
在早先，黑手党分子的毒品买卖大都是现金交易，但是很容易被察觉，因为这些钱上通常沾有白粉，警察抓住也很好掌握罪证，所以他们就携带现金去赌场换成筹码，然后输掉1／3的钱，再套现，顺利成章地变成“干净”的收入；要么就是买彩票，但不自己买，而是等有人中了头彩，就立马抓住那个人，用现金换他的彩票，再去兑奖，于是黑钱又变成了合法收入。
记者：所以有很多专家都提出减少现金使用，而用支票或者银行信用卡，这样银行方面的联网可以有效监控可疑资金流动和洗钱行为……
黄苇町：我觉得是可行的。用非货币手段洗钱，银行系统很容易发现。但是我们国家现在非现金交易的服务还跟不上。
在中国洗钱和反洗钱的成本
记者：出现这么多的洗钱渠道，您是否觉得在中国腐败分子把黑钱洗白的成本太低？
黄苇町：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漏洞被腐败分子利用，而且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洗钱机会的增多，但正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提高了反洗钱的成本，同时也加大了在国内洗钱的风险，外逃资金开始逐年飙升和被暴露出来，看上去是多了，但是件好事，有利于提高认识。
中国银行内部的《反洗钱工作手册》已经有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对平时很少使用，一旦使用就是大额资金出入的账户，银行会监控；监控的对象还包括向银行机构和离岸金融中心开大量信用证和汇票的公司、“空壳公司”在注册地不从事任何商业、制造业或任何其他形式商业活动的机构、公司、基金会、信托公司等以及很少发生经营活动却进行的大额交易的公司。
记者：谈到中国银行，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远遁加拿大，两个前任行长也消失了，总额4.83亿美元通过成套的程序打入他们在香港、加拿大的账户，还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账户。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银行是一家跨国银行，去年6月份成立了反洗钱委员会，为什么仍然不能对此发挥监控作用？另一个是为什么犯罪分子经常把赌城作为洗钱一个地点？
黄苇町：开平事件的发生，是反洗钱委员会成立滞后的一个结果，反映了我们对一些银行负责人利用自己权力的监控还不是很严格，但这在西方国家也难以避免，而且开平事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卷款出逃案件，钱还没有被洗白。
像在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周围有很多的金融服务机构，正如我前面举的换筹码再套现一样，相当方便。洗钱者选择场所有一个特点，当年黑手党曾经这样生动地总结：去银行洗钱不能到特别小的城市，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认识你；也不能到太大的城市，因为交易起来太慢，要排队。
而且黑手党通常把钱分散了存入银行，一般雇佣100个人，绰号叫做“蓝精灵”，每人存2000美金，分不同地时段存入一个账号，不容易被银行察觉。
记者：国际上是否有很多专门的“洗钱”组织？
黄苇町：洗钱组织的名字好像没有公布过，但是国际洗钱有两个发展趋向：一是洗钱专业化、专门化，以前洗钱只是属于下游犯罪集团，现在上游(贪、赌、毒、私)和下游连成一气，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开始诞生；二是参与洗钱的人智能化，包括会计、律师做假账，提供“合法化”的假程序。
由于意识到洗钱的危险性加大，很多国家都要求金融全球化、金融系统放开，虽然客观上似乎造成更容易洗钱的局面，但是同样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协助。我国金融行业的放开也是一样。
记者：在已披露或立案的出逃事件中，包括赖昌星至今不能顺利引渡，这是否与国内没有相关的法律有关？国外，很多国家之间大都达成协议，一旦把犯罪分子引渡回国，双方将对“黑钱”分成，但我国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要求一律追回，这似乎与别国的法律形成错位，是不是不利于反洗黑钱？
黄苇町：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上确实不足。资金出逃并不算把钱“洗白”，然后钱落在子女、亲戚、代理人那里，办公司，这才算把钱洗白了，一般是办空壳企业，然后还要请会计、律师来给自己做假账，虚列雇员名单，虚报利润，交25%企业所得税和4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资金出逃到国外也可以算是别国引入的投资，况且别国为了调查犯罪分子还要花一定的成本。如果不给别人一点积极性，谁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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