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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听到孙犁的名字，是在我参加工作之后。1975年10月8日，我被分配到天津日报社工作。1977年元月2日，又被调到文艺组。可以想见，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在报纸副刊做编辑工作，是我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初，萌生的一个青春梦想。而且，在调动之前，我已经在副刊“尽朝晖”上，发表过诗歌作品，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在“文革”期间，被“尽朝晖”取代的“文艺周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副刊，它当年的创办者，是郭小川、方纪和孙犁。
到文艺组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拜访了孙犁。那天，我拿着两份干部履历表，来到多伦道报社宿舍。敲开高台阶儿上的房门，迎面出来一位清瘦、高挑儿的老人。我问：“您是孙犁同志吗？我是新调到文艺组工作的。报社发了两份干部履历表，请您填写。”
那个时期，单位里经常会发一些表格，让人填写，已经习惯了。孙犁一边接过履历表，一边让我进屋坐坐。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只是与老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辞了。
回到编辑部，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一些有关孙犁的情况，并读了他的成名作《荷花淀》，以后又随发随看地读了他发表的几乎全部新作。我发现，组里的老编辑，对孙犁都是很敬重的，在工作中，只要一提到孙犁，大家总是显出很兴奋的样子。我那时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吧，孙犁留给我的印象，连同他那独居的寓所，都有一种较为简朴的感觉，言谈举止，更像是一位和蔼的老人。
在我的记忆里，自从我调到文艺组，孙犁就没有到编辑部来过，他家里也没有电话，有事需要联系，不是他托人捎话，就是我们到他家里去。每次见面，孙犁都要问起编辑部的情况，老人知道我喜欢写诗，就经常鼓励我多写多练，一见面就问，最近又写诗了吗？有时我写了新作，就拿去给孙犁看，请他提些意见。在我写作的初期，孙犁给过我热情的勉励。至今，我还珍藏有在1978年，孙犁为我的诗稿亲笔写的阅稿意见。
在孙犁家中，我看到过他在冬天，戴着套袖，和保姆一起忙活煤球炉子；他在早餐时，喝着稀粥，面前摆着一些佐餐的小菜。而更多的时候，是我看到他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伏案写作的情景。老人是勤奋的，我只是看到过他白天写作，我想象老人在夜晚，也是工作的，因为我记得孙犁经常失眠，这可能与他长年在夜间写作有关。
1979年1月4日，“文艺周刊”复刊，我为此写了一条复刊的消息，刊登在《天津文艺》上。复刊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曾征得孙犁的同意。特别是请回了已经从工厂退休的老编辑李牧歌，以便重新联系和集结起新老作者队伍，使“文艺周刊”继承原有的优良传统。与李牧歌先后返回报社的，还有她的丈夫邹明。这一决定，也是孙犁亲自提出的。调回邹明，是为了让他负责编辑于1979年年底创刊的《文艺》增刊(后改为双月刊)。从这个人事调动上，也可以看出，孙犁对“文艺周刊”和作为“文艺周刊”一部分的《文艺》增刊，是倍加关注的，尤其是在编辑人选上，他是有权亲自定夺的。
对于副刊工作，邹明夫妇是一对难得的好编辑，他们时常会为工作而争吵，我曾见过多次，邹明大声地说话，嘴里还常常重复着“孙犁同志说了”，这都是在工作上，对于稿件的不同意见。
1980年9月，荷花淀派作品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孙犁因身体等原因不能赴会，由我和邹明结伴前往。出发那天，我们在火车站，见到了鲍昌。这次研讨会很具规模，在石家庄，几乎聚齐了所有孙犁作品的研究者和师承孙犁的一批中年作家。这是十年浩劫之后，京、津、冀地区作家的一次聚会。到会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以及铁凝等人，与邹明、鲍昌很熟，相聚的场面，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会议期间的每个夜晚，他们都要聊至深夜，直至会议结束。这种友情，源自《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源自文学前辈孙犁。编辑与作家，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在报纸副刊史上，也要堪称奇迹了。
返津后，我和邹明一起到孙犁家中，向他详细汇报了这次研讨会的情况。孙犁虽然未能赴会，但他是很关心这次会议的，出发前，对我们是有所交待的。听完汇报，孙犁还问起都有哪些作家到会，特别是问了刘绍棠等人的情况，话语间，老人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之情。
正是有了孙犁的支持，加上编辑们的努力工作，“文艺周刊”复刊后，仍然保持和发扬了以往的优良传统；而《文艺》增刊，则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块阵地，曾得到丁玲、舒群等国内著名作家的关注和厚爱。
我最初编辑“文艺周刊”时，是负责诗歌稿件。我把自己想约一些大诗人作品的想法，告诉给孙犁，希望能得到老人的支持。孙犁听了我的设想，每次都表示赞同，还主动代我撰写约稿信。1979年5月12日，我在向田间约稿时，孙犁就将他写给田间和曼晴的两封信交给我，嘱我一并寄去。田间收到信后，很快就寄来了诗稿，并请我代他向孙犁问好。我拿着田间的惠诗去见孙犁，请老人看了田间的信，还请老人帮助辨认了诗稿中的几个字(田间写诗多用毛笔，字迹难免潦草)。孙犁不仅当场就读了田间为“文艺周刊”写的诗，还叮嘱我给田间回信时，也替他再致问候。孙犁对晋察冀时期的老诗人，是怀有深深的战友情义的，我后来得知，孙犁在《服装的故事》里，写到的那个送给他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的人，就是田间(后在怀念田间的文章中，再次提到)。这样的诗人，还包括红杨树(魏巍)和曼晴。
在我眼里，孙犁既是编辑，又是作家，在这两方面，他都是颇有建树的大家。孙犁的小说、散文和读书记，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在许多研究者和评论家，都对他的作品发生兴趣的同时，孙犁却抽暇读了那么多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从他逐渐增多的读作品记中就可看出，孙犁对当代文坛的关注，是全方位的。有些作家公开宣称，从来不读别人的作品。孙犁不是这样，他不厌其烦地给青年作者写信，谈读过他们作品后的感想，试想，倘处于摸索和成长时期的作者，能够得到一位作家热切而诚恳的指点，不是会受益终身的吗？
青年女作家铁凝的小说《灶火的故事》，就是由孙犁转给《文艺》增刊，在1980年第3期上发表，经《小说月报》转载后，在文坛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孙犁在给铁凝的信函中，谈到这篇小说时，给予了肯定，这对铁凝以后的创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孙犁还与贾平凹、佳峻和李贯通等人有过信件往来。1981年4月30日，青年作家贾平凹，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一棵小桃树》。孙犁读后，立即提笔写了一篇推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两人通信不断。当年，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是写在一种横格信纸上，字迹工整。前两年，这篇散文还被收进中学生语文课本，文后注明：选自《天津日报》。
蒙古族青年作家佳峻，他在与孙犁通信的同时，连续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多篇小说，我后来读到孙犁的《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就是写给佳峻的。1985年年初，佳峻写了一篇小说《园丁》。读过作品之后，我打电话给佳峻说，我准备写一篇读后记。佳峻笑着拒绝，说除了孙犁，还没有人为我写过评论，还是不要写了吧。随后，我便去了北京。在佳峻简朴的单元房里，我们两人聊了一个晚上。回来后，我写了一篇读后感，想了想，便拿去给孙犁看，请老人帮我把握一下。转天，孙犁托人将稿子带给我，并附了一张小条，说稿子已经看过，很好，只改动了一个字。翻开稿纸，我立刻发现，孙犁用钢笔，在原稿上改动了一个词，使原先的那句话，更为准确。发稿前，我把稿子拿给文艺部副主任温超藩看，他说：“还没听说孙犁给谁改过稿子，你这是第一次吧。”
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孙犁家里，无意中，老人说起现在理发遇到了难题，原先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剃头人，很久没有来了。我立即自告奋勇地说，我来给您理发吧。孙犁听后哈哈大笑，他说：“小宋，你还会理发？”孙犁平时很少出门，去理发店理发，老人觉得不方便。
以后，每过两三个月，孙犁就会托人带话或捎信，让我去家里给他理发。字条上总是这样一句话：“曙光：请来给我理理发吧。犁”。理发时，我们会很随便地聊一会儿天。理完了，孙犁就抢先拿起扫帚，扫地上的头发茬儿，我怎么说让我来扫，他都不同意。临走时，孙犁总要从书架上，挑一些诗集送我。在理发时，我和孙犁谈到最多的，还是编辑和写作的问题。老人尤其关心我的写作和工作情况，老人曾经应约为我和文艺部编辑孙淑英，开列过一个读书目录。老人总说，一定要坚持多写东西，多读书，这对于干好编辑工作，是会有所帮助的。
大概是出身编辑的缘故，孙犁读了那样多的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可能也是出于一种编辑的职责。面对寄来的稿件，孙犁不能拒绝青年人的热情，尽管年事已高，但孙犁还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捧读那些作品，干起自己的老本行。也许正是进入晚年，孙犁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使青年作家的创作走向成熟。那些青年作家，在寄作品给孙犁的时候，是将他看做作家的，而忽略了孙犁还是一位直到晚年，仍在做着编辑工作的编辑大家。
孙犁具有很高的编辑素质和副刊编辑的丰富经验，他的文学修养和对刊物、读者负责的精神，是他成为编辑大家的重要原因。可惜，这样的好编辑后继之人不是很多。像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郑振铎等杰出的作家、编辑家，他们留给后辈的，不仅仅是一些作品和编辑理论，而且还留下了做人的道德标准，这使得他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成为不朽的巨匠。
我一直认为，孙犁的那篇《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不仅是针对作家而言，也是对副刊编辑所说。写作这篇文章，孙犁充满了激情，他在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和见解，作家和编辑可以共勉。
以孙犁对从事编辑工作的体验，他对待编辑工作的态度，我最初的想法是，一个编辑必须具备高素质、高修养。一个好的编辑，应该是能够组织稿件，安排好你所负责的版面，与作家和普通作者搞好关系；要有改稿能力、比较好的文字水平，能有自己的创作实践；知识面要宽、要杂，不能改错文字，不能犯常识性的错误。
副刊编辑在与作者打交道、处理稿件时，是应有一个严格遵守的标准的，这既有自身的素质因素，也有工作中逐渐完善的人格品质。一个刊物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编辑，编辑的优劣和好恶，直接影响到所编刊物的质量和品位。这一点，我是从与一些老作家、老诗人的稿件交往中，领悟到的真谛。延安时期的老作家舒群，朴素而真情，生前与孙犁关系很好。他每次来稿，我们都要把稿子拿给孙犁看。后来在写到舒群时，孙犁说，他的小说稿件，总是抄写得一丝不苟，就像小学生作文。
诗人张志民，我们先是通信，后又到北京去拜访他。这位诗人，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有着亲密友谊，生前对“文艺周刊”的工作，给予过极大支持。每当谈到孙犁，张志民总是叮嘱一定要代他问好。他们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张志民出版小说选时，孙犁还曾写过一篇序言。
像舒群、张志民这样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对“文艺周刊”的关爱和帮助，是出于对孙犁的敬爱和友谊，他们看重孙犁，也就对由他创办的“文艺周刊”，多了一些关照和支持。这样，对于我们这些编辑，可以说，也是非常尊重了。
1983年5月，在“文艺周刊”1000期纪念专号上，孙犁写了一篇文章《我和〈文艺周刊〉》。孙犁将有些人说他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认为是夸张的说法，只承认自己为“文艺周刊”看过一段时间的稿子，他对这个刊物，是有感情的，也花费过一些时间，付出过一些心力。这是孙犁谦虚的说法。对于“文艺周刊”，在初创时期，孙犁就倾注了热情，在上面发表作品，在下面组织工人作者讲习班。及至晚年，他仍在关心着这个刊物，不仅继续写稿，而且亲自撰写约稿信。因此，可以这样说，孙犁是一直关心“文艺周刊”的，人在老年，能有一块自己的园地，听一些旧好之音、新人之声，他的心情是欢愉的。
从这篇《我和〈文艺周刊〉》中，也可以看出，孙犁始终在关注着这个版面，他提出的办刊思想都是极为正确、极有见地的。孙犁要求编辑要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提高编辑水平，要经常出去跑跑，联系作者，不要只是坐在桌前，守株待兔。
孙犁的这个要求，对于编辑来说，是最起码的，并未强人所难。回想当时，为了能够组到好稿，我们在北京是颇跑了一些路的，除了上述提到的作家和诗人，我们还拜访过老作家萧军、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毛泽东保健医生黄树则……孙犁对我们从北京带回来的信息，是很关注的，每次向他汇报时，他都听得非常认真，并时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1984年5月10日下午，我去给孙犁送《耕堂函稿》的三份样报及16元稿费。孙犁正站在屋门口，向着院中眺望，见我去了，便让我进到屋里。孙犁这天的兴致很高，说话也多，在问过我近来是否又写诗了之后，便谈到“文艺周刊”的情况，他问：“最近稿子多吗？有没有好稿啊？”
我回答说：“来稿不少，就是好稿少。”
随后谈到约稿问题。孙犁强调说：“还是应该出去走走，那样会活泛点儿。‘周刊’还应该添人。这是老问题了，提了一两年了。现在还是老框框，分来的年轻人都到记者组去锻炼，可是当编辑的，也要有年轻人，好出外跑跑约稿。像《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月刊，出来约稿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带一带，有些基础，就会顶事的。而且不光是对副刊有用，那是整个报社的财富。要搞投资，下本钱，为年轻人读书学习创造条件。我以前看《申报》、《大公报》，上面的每条小稿都很耐看，只要有时间，拿起来就能读。文字、标题都是很见水平的。办刊物，主要看作品质量，看你是下游的，还是上游的。你发表水平低的作品，人家就不会给你寄好稿子。”
孙犁的这番话，是就加强青年编辑的培养而提出的，并一直为此而做着呼吁。这是我记录较全的一次与孙犁的谈话(其中还提到一两家小报的情况)，这样的交流，对我提高编辑能力，是颇有帮助的。
作为编辑大家的孙犁，他身上所具备的优秀之处，也是随处可见的。你可以在平时的接触中，点滴吸取，也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系统吸收。孙犁那时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编辑的文章，谈刊物、谈稿件、谈改稿、谈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些，都是学做一名好编辑的经验读本。
对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版面上稿件的质量等等，孙犁有时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这些不同看法，孙犁总是在交谈中逐渐沟通，提出希望，老人在晚年，力求善解人意，不愿给他人增加任何负担。有的想法，觉得不好当面说，就写进文章里去。这也是一种委婉，读到文章的人，就可以知道作者的真实想法了。
我就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那是1983年11月10日，“文艺周刊”重新刊发了孙犁的《冬天，战斗的外围》。这篇原刊于1940年12月24日、26日《晋察冀日报》的文章，由于战争的原因，已经散佚，后经读者从旧报刊中查出，抄录后寄给孙犁。对这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孙犁是很看重的，当即同意在“文艺周刊”上重新发表。在拼版时，我请人写了一幅毛笔字的版题，并将大样带给了孙犁。在签付印的当天，正好有事要到孙犁家里去，我便又带去了一份大样。那天下午，孙犁刚刚午睡过，他从书橱后面的卧室出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倦意，他说这两天身体不好，又腹泻了。我将大样递过去说，您再看看，还有无改动。孙犁说，我不看了，就按原稿吧。后来听说，孙犁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自己年老眼花，送给他的大样字迹太小，他是无法校对的。我听了，有些赧然，不管老人间接提出的，是否指的就是这件事，我都作为一个教训，记取在心。再有稿样往来，我就送去校改过的清样，有个别字句拿不准，就当面商榷。
孙犁对自己的稿件，是不喜欢别人改动的，包括标点符号，那都是他的心血之作。文章发表后，他都要再读一遍，看有无错排。他带给编辑部稿件时，每次都要装好信封，叮嘱不要丢失，不要被包里的东西沾上油污。孙犁对稿件的珍爱，就像工人对待产品，母亲对于婴儿。
1994年春天，魏巍夫妇前来天津参加老作家梁斌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暨80华诞研讨会。孙犁和魏巍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这次到天津来，魏巍夫妇是准备去看望一下孙犁的。此时，孙犁已由原先的多伦道宿舍，搬进了鞍山西道的单元房。1993年，孙犁还曾大病一场，做了手术。听说魏巍夫妇来访，孙犁立即答应了。当我领着魏巍夫妇登着楼梯，来到孙犁家的单元门口时，孙犁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由于病后初愈，孙犁身体有些虚弱，但对于魏巍夫妇的来访，老人确实是很高兴的，他让魏巍和老伴儿坐在他的左右，问起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孙犁对魏巍的老伴儿刘秋华，也是很熟的，他们还聊起了一些家乡的事。临别时，我给魏巍夫妇和孙犁照了一张合影。
没有想到，这张合影竟成为我个人保存下来的，孙犁在晚年的最后的一幅完美形象。因为此后不久，孙犁再次生病住院，病魔的多年摧残，使老人日益消瘦，我甚至不敢去医院看望，我怕病中的老人，会取代我心目中一直珍存的文学大师的形象。从孙犁住院时起，每每听到老人病中的消息，我都会暗自落泪，我不相信老人就这样倒下去，孙犁应该是坚强的，他应该为千百万读者，始终握着手中的笔。
1999年春天，从维熙、房树民专程从北京赶来，要去医院看望他们文学的启蒙恩师孙犁。从50年代初期，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就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他们与孙犁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我对从维熙和房树民的心情，深为理解，但当我陪同他们两人，来到孙犁的病榻前，我的心突然一阵颤栗。我第一次面对病中的老人，迎着老人那已显浑浊的目光，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希望能够唤起老人的记忆。
从维熙、房树民走到病床前，去握孙犁的手。两代作家的手，紧握在一起了。孙犁的手，已失去血色，青筋凸露，然而就是这双手，曾经扶持过多少青年作家的成长。如今，这双手在从维熙、房树民的双手间握着，在我的双手间握着，而此时，从孙犁的眼角儿，淌下了一滴热泪，老人一定是想起了他们之间几十年的情谊了吧。
与从维熙和房树民有着同样感情的，还有现在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铁凝。2001年10月16日下午，来天津开会的铁凝，想去看望久卧病榻的孙犁。自从1993年孙犁身染沉疴之后，铁凝便再也没有见过老人，这竟成了她心中的一份牵挂。
当病床上的孙犁，听到铁凝的名字时，竟很快地做出了反应，老人高声地说：“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铁凝立刻贴近老人的耳边，连声说：“是的，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可我时常想起您、惦记您。河北省的老朋友也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尽快养好病，早日康复。”
孙犁的嘴唇不停地嚅动，他一定是有很多话要说，铁凝来医院看他，这熟悉的声音和面孔，一定勾起了老人心中许多幸福的回忆。
在孙犁丰富的内心世界里，是非常看重旧谊的，他与青年作者之间，结下的都是纯洁的文字之缘，不求任何回报的，时间愈久，感情愈真挚。而这些对孙犁怀有感激之心的作家，不论年龄还是地位发生变化，都不会忘记这一段师生之情。
回首往昔，我在“文艺周刊”，任了近25年责任编辑，诸多前辈编辑，曾为这块版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使这个富有传统的文学副刊，成为一个薪火传递的事业。这也是我的人生履历中，我年轻时代，最值得留恋的一段光阴。
从维熙1999年4月9日，在见到孙犁之后，在《北京日报》上，写过一篇《近读孙犁》。他在文中提到：“陪同我们一块去探视孙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宋曙光，他是孙犁的老部下，深知孙犁个性中的含蓄，因而把孙犁流下的泪水，看成是一首无言的诗。”
这一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也很高兴。自1977年，我到了文艺组之后，孙犁已经不再上班，但这并不重要，我得到过老人真诚的提携和关照，并且因为编辑业务的关系，直到老人去世之前还维系着感情。我是在孙犁的旗帜和影响下，学做编辑，并且一直继续着“文艺周刊”当年的办刊传统，与一些新老作家，保持有良好的友谊。不久前，老作家雷加寄给我一册他新近出版的《雷加日记书信选》，其中在致作家王家斌的一组信中，提到：“《游击二月》全文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宋曙光同志寄来一信，挺温暖的。他说对老作家有感情，要我再寄文章去。”这是指的1985年，我与雷加老人的稿件联系，能得到这样一些作家的认可，我感到欣慰。
我们是在继续着一位前辈作家和编辑大家———孙犁，于半个世纪前创下的一份事业，并且仍在遵循着他的足迹，我感到荣幸。200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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