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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电滨海新区的二度腾飞和滨海金融服务区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细心的人会发现，加快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区建设的呼声是伴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而日渐强烈的，而且金融中心的建成距离最初预定的竣工日期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而10年建成滨海新区的倒计时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今年2月1日，我国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正式颁布。该法规为外资金融机构扩大在华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引。政策上的渐次松动让外资银行入驻滨海新区获得了一块肥沃的腹地。
就在几天前，加快京津地区合并的说法再一次被提到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桌面上。
所有的这一切似乎在巧合中酝酿着一种新的契机。而今年滨海新区的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的海风，住在海边的人有一种说法，海风的强弱预示着一年财运的大小。
动力一：城市发展的催化剂
人们的愿望是把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区建成中国北方的“曼哈顿”。
据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崔广志介绍，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区的诞生是根据天津滨海新区新世纪发展宏伟战略部署而制定的。天津开发区新一轮投资环境、城区环境、人文环境等综合工程的全面启动必须要有现代化的金融机构相佐。
目前天津开发区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已达上万家。这些企业十分需要完善便捷的金融服务来支持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随着经济规模的壮大，这种需求日益强烈。尤其是在以网络经济为先导的新经济浪潮中，金融服务更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
由国际知名设计师设计的金融区先进的国际化的规划将大大有利于其承担金融中心的载体功能，这也是新千年天津开发区的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行动，有助于全区金融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金融区位置处于开发区的中轴线上，与已经初具规模的行政中心区共同构成整个天津开发区的中心，也是全区建设的高潮之处和点睛之笔，将成为未来天津开发区空间景观的主要部分。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张晓瞳教授认为，依托金融服务业再次拉动滨海新区经济发展，是滨海新区由工业化密集地向综合性经济区域过渡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建的金融服务区和初具规模的行政中心共同构成滨海新区的中央商务区——CBD。
CBD的全称是Central Budiness District。作为一个最早产生于20年代美国的概念，其最初被定义为“商业汇聚之处”。这些地方一般都集中了大量的金融、商贸、文化、服务以及大量的商务办公和酒店、公寓等设施，并具有最完善、最便捷的交通、通信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环境，因此吸引了大量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企业、财团在此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便于开展各项商务活动。
有人归纳了中央商务区的几个鲜明特征：例如客户主要为传统的五大行业即银行、保险、咨询、律师和会计师行；中央商务区要有便捷的交通，有立体的交通系统；物业租金高于非中央商务区30%至50%，土地成本高等等。而国际上几大知名中央商务区无一例外均具备这些主要特征。
东京新宿区的商业、办公及写字楼形成了东京最壮观的超高建筑群，其中不到1平方千米的区域集中的近90%都是金融机构，而且国际金融机构的98%都在此落户。这里还是东京都的交通枢纽，日客流量超过300万人。
巴黎的拉德方斯区则吸引了法国最大的企业的一半在此设立办公机构。该区占地170万平方米(170公顷)，有写字楼247万平方米，分散的商业设施10万平方米，多条地铁线、高速公路、铁路在此交汇。
纽约的曼哈顿堪称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央商务区。不足1000米长的华尔街集中了大量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和大公司总部，这里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
CBD的形成不仅对该区域的经济有促进作用，它对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都会起到辐射作用。曼哈顿CBD作为纽约市发展的催化剂，表现在很多方面：依托CBD的影响，纽约市确立了其国际城市形象，国际性和跨国性的企业与行业纷纷在纽约落户；曼哈顿CBD的住宅和商业用房有的成交额占美国房地产市场中此类用房成交额的40%；美国21%的电话都是从纽约打出的；CBD使地产升值，政府税收增加，曼哈顿区的地产估价约占纽约市地产估价总额的53%；曼哈顿地区的经济增长量占纽约市总经济增长量的82%；此外，CBD和它的衍生效益也促进了纽约市的繁荣，例如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等。
据天津市计委的阎树祥处长介绍，天津正在朝着北方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努力。其第一步目标是：到200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20%左右，基本确立国内外金融机构主要聚集地的功能与地位，并成为中国北方资本运作中心、资金营运中心和外资在华北地区的金融机构管理中心。第二步为远期目标，在预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于2010年基本建成中国北方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而作为拉动天津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助推器，占地2270平方千米的滨海新区在天津的整体发展中作用不可小觑。2001年滨海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天津的比重达到36%，外贸出口达到57%。未来6年，滨海新区有望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最发达的功能区域。
在不久前召开的滨海新区与天津银行界的座谈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向众银行行长介绍说，开发区管委会将在政策规定、规划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国内外功能机构入区发展，产生集聚效应和竞争格局，把其建成天津的金融副中心，为天津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强大的服务平台。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孙宝祥行长说，一个初具规模的金融架构意味着一个繁华金融中心的开始。
而这个中心的背后，是中国1／3的西部腹地，一半的GDP。
动力二：中外资银行加紧圈地
中国加入WTO之后，“到外资银行存钱”一度成了句噱头十足的口号。因为，由于资格审批、场地、人员等方面的限制，在入世最初几个月里，这完全是句空话。不过，随着有关新法规的颁布，加之外资金融机构正抓紧在华“扩军备战”，厦门国际银行更是率先获准开展对包括内地居民在内的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到外资银行存钱”即将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
华北地区，北京和天津都是外资的集中城市，对目前业务对象还局限在外资企业的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这当然是一片广阔的市场。日本和新加坡的银行在浦东被允许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候，日本和新加坡的外资企业几乎可以用欢呼雀跃来形容。
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市场开放之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跑马圈地”，而眼下的工作，就是提出增加营运资金，扩大业务范围和客户对象的申请。
本报记者从人民银行办公厅获悉，春节前后，已有汇丰银行、香港东亚银行、花旗银行向其递交了增加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营运资金的申请；其他外资银行中渣打、东方汇理、华侨银行等，也都在着手准备增资的相关事宜。针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人民币业务申请所作的调整，比利时联合银行、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也都在积极准备人民币业务的申请材料。
汇丰银行对拓展中国内地业务一向十分积极。汇丰银行中国总部发言人张丹丹表示，由于汇丰目前在中国内地拥有外资银行中最庞大的分支网络，共有9家分行，因此，有关申请将会分批进行。她还表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久，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能够向本地居民、企业提供外币业务，是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审批完成、筹备结束后，汇丰将尽早向内地居民和企业提供新的业务。对于在滨海新区的业务，张丹丹认为，作为全国外商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开发区，汇丰银行肯定不会错过这样的“风水宝地”。而渣打银行天津办事处陈志忠先生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天津滨海对外开放的先发效应和优势将更为凸现，滨海作为天津建设北方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的重要载体，将加快吸引各类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入驻。此外，滨海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健康发展，也给投资银行和各种基金带来更大的商机。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新条例和实施细则对人民币的申请条件作出了修改，取消了对外汇贷款规模的考核而选择了一些审慎性标准，这对许多尚未获得本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来讲是一个明显“利好”。人行总部现已接获许多外资银行提出的申请。据了解，根据新颁布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银行必须按照新条例的有关规定先增资，再更换经营许可证后，才能开展有关新的业务。新业务品种按照有关条件，有的要报批，有的要备案。
第一个吃到中国入世“鲜美果实”的是厦门国际银行。这家银行于3月4日成为第一家获得内地居民外汇业务经营牌照的外资金融机构。其经营品种包括：内地居民个人外币储蓄存款、个人存单质押贷款、个人买卖等。这样，厦门国际银行可将目前经营的部分外汇业务扩大到全面外汇业务，服务对象范围也随之扩展到包括中外企业、外国驻华机构、港澳台在内地代表机构、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及内地居民。
金融业的发展是地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张晓瞳教授认为，金融化的经济具有的强大杠杆功能会使地区发展的原动力以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增长。现代科学技术和金融应该成为滨海新区不可或缺的两个巨轮，离开一个功能强大的现代金融体系，技术的经济增长将会严重缩水。他指出，21世纪滨海新区的发展，必将是金融主导的时代。
光大银行天津分行陶象恒行长的观点是，能够进入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区的外资金融机构大多是国际上著名的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甚至是国际投资银行，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从它们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业务创新等方面借鉴许多宝贵经验，这必将会缩短滨海新区金融现代化的进程。
不久前来滨海新区参加全球采购会议的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国内企业频繁地与跨国公司接触将加快国内企业的成长。龙永图期望天津开发区成为跨国公司的采购中心，最终发展成为全球物流中心。物流资本金流量的加大昭示着建设滨海新区全能服务区是一种高瞻远瞩的选择。
经济发展不仅在于速度，更在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倪祥玉说，工业化不够成熟，工业结构不够完善的投资环境对金融产业的需求不会很高。而今天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商贸旅游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使滨海新区的城市功能得到延伸，它不再是单纯的工业生产基地。
滨海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滨海新区的二次腾飞显然为天津重建北方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
中信实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赵宏认为，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区的建设对于盘活存量十分有利，特别是土地存量，集聚大量资金投入新的建设，推动结构的优化调整。
也有人对开发区的未来心存疑问。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区域，会不会随着国民待遇的普遍化，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从5月召开的《商业周刊》论坛传出的信息显示，我国的开发区使命还没有结束，它们将通过寻求新定位，“开发”新优势，创建更适应于国际资本的投资环境，率先参与国际竞争，再度推动中国经济向高层次发展。
中国开发区实施的“以外资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出口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策略，与世界加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和聚集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开发区仍是跨国公司的首选。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说，近两年来，发达国家开始将知识密集型、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开发区成为国际、国内两个梯度转移最热点的地区之一。已有的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其亚太地区的制造基地建开发区。
18年，滨海新区已形成四个初具规模的功能园区：开发区保税区、微电子工业区、化学工业区和逸仙工业园，还包括两个“区中区”——天大科技园和出口加工区。里昂信贷银行张家麟认为，滨海新区内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必然会带来可观的资本金，而融资条件及金融服务的改善，也更有助于优化滨海新区的投资环境。
动力三：京津合并
不是每个人对滨海新区金融服务区的建设都持乐观态度。距开发区14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是公认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众多外资金融机构的首选。20亿元的投资真的能成就一个“曼哈顿”吗？
清华大学建筑规划大师吴良镛的答案是：能。这位79岁的老人心中装的是“大北京”——一个难以抗拒的巨大吸引力的构想。吴良镛所说的“大北京”，实际上是京津冀北地区(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的简称。去年10月12日，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该规划的主持人就是79岁的吴良镛教授。
在老人眼里，没有哪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是现在，它已经滞后于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20年内，珠三角和长三角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环渤海却始终原地踏步。
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北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即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冀北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别是天津，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山东等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在大北京规划通过之前，广州刚刚召开关于“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中国城市化论坛，论坛的基调是：一个国家能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的，实际上是大城市和大城市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有产业的聚集，只有城市才有国际竞争需要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必须把城市与区域联合起来。美国学者芒福德则更为明确地提出区域整体发展理论，他说：“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
“大北京”规划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我国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通过空间上的“疏散”和“集中”，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首先是疏散北京市区部分功能，开发北京、蓟县、北戴河一线，缓解北京旧城压力，带动区域发展。北京与天津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我国北方中心城市作用。然后进行重新集中，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平衡居住与工作布局。
吴良镛说，京津冀北地区应立足于交通，建设方便舒适的区域“交通走廊”，港口合理分工，寻找新的工业化发展机会。在工业化中要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北部为生态环境敏感区，要疏散人口，保护北部山区的植被和水源，疏浚河道，保护湿地，建设“绿心”(燕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和白洋淀国家公园)，合理利用和保护沿海资源。
不管是否能完成“大北京”方案，但京津两地政府官员都提出一个观点——按现代化生活的标准发展各自的城市，都要做国际化、现代化都市。
张晓瞳解释说，对国际化大都市——或者说对于城市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及内涵的理解，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据说这个概念最初是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于1915年提出的，是指那些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服务功能、一定数量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总部的城市，它们对于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中国显然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城市。
而对于吴良镛而言，把北京、天津合二为一就可以产生。
京津不能合并，在吴良镛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如果京津可以归一，联手积极利用海向腹地，充分使用现有水运交通设施，物畅其通，地尽其利，而且更便于发展跨国企业，便于资源、资金、技术、产品的输出与输入。实际上，现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已经将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联系起来。根据我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总体布局，在沿海地区将形成五条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塘产业带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地理、市场以及相关产业政策都在积极催生京津一体。但是，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行政体系创新作基础，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参政议政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非常前卫的设想——创建“大首都特区”(或北京大区、国务院华北行政直属管理区)。他们的规划思想涉及到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功能——以“大首都特区”为形式，由京津唐保廊大城市直接对口就近参与西部大开发，全权负责治沙防沙、引水节水、退耕还林以及开发式移民脱困工作，并享受国家特殊优惠扶持政策——比如优先上马重大基础项目工程，比如中央财政公共转移支付和返还全部或部分上缴中央财政国税等——相应同步推进以大首都城市圈为中心的华北大城市群开发。泛华北地区全部资源重组，产业结构布局重新整合，早日将环渤海中心地带(海滦大辽河全流域及黄河下游地区)，建成中国东部沿海第三个国际化大都会地区。
这种“大首都特区”有巴黎大区和东京都的影子，它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京津合并而合并，而是将京津一体作为“泛华北五环绕复合同心圆圈区”的核心圈，逐层外向辐射拉动，最终形成一个强势的所谓“泛大华北区域经济协作地带”。这份涉及更多内容的10万字研究报告，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现。
而这一切都要有完善的金融体系来完成。滨海新区要创建工业新高地，商业、服务、技术及资金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是必然的事实。它面对着太平洋及东南亚发达国家和地区，毗邻日本、韩国、南下与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相连，它的扇形正好对着亚洲最发达的经济区域，是各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大门。
吴良镛自称是“杞人忧天的乐天派”，他和人们一起期待着“大北京”的建成。而对于滨海新区金融中心，他觉得可以实现的理由除了“京津合并”的大背景，还因为大凡国际化大都市，就必须对世界有一定的控制功能，这种功能要通过全方位的传播手段加以强调，其中海运是最重要的方式——而金融同样具备这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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