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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视连续剧的热播，纪晓岚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因电视剧中“戏说”和创作的成分，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反倒成了一个谜团。为此，我们摘编了长篇纪实文学《我的先祖纪晓岚》中的有关内容。此书作者柳溪，本名纪清?3，是一位老作家，也是纪晓岚的六世女孙，从1939年上初中时她便开始搜集先祖的材料，本书的出版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
纪晓岚名纪昀(1724———1805)，晓岚是其表字，今河北献县人，清代的大学者和文学家。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并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纪文达公遗集》。另撰有《阅微草堂笔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笔记小说，不少研究者对其评价甚至还在“聊斋”
之上。
我们所选的是纪昀与和珅的关系，以及他编纂《四库全书》的经过(分两期刊出)。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纪晓岚并不如电视剧那样，是一个清廉而英勇的斗士；他其实是一个圆滑练达、谨小慎微的官僚，一个置身浑浊的官场而又渴望着清静的文人生活的士大夫。
与和珅结怨
纪昀入翰林院的同年秋天，乾隆东巡祭奠祖陵。善于察颜观色的纪昀揣测着乾隆的心理：因康雍乾三世以来，基业兴旺，疆土宏阔，乾隆暗中是要自比汉唐。当时乾隆学习乃祖，正提倡骈文俪体，于是他就仿效西汉散体大赋，鸿篇巨制，韵散间出，写成了随皇帝祭祖的三千六百余言《圣驾东巡恭谒祖陵赋》，交太子太傅刘统勋阅。次日于养心殿，刘统勋呈于皇上。乾隆展开一看，见文句工丽，气势磅礴，处处将自己比作汉唐明君，顿时龙颜大悦。从此，乾隆游历南国，登高泰山，游戏避暑山庄，均让纪昀伴驾。他很快成了皇帝的近臣和重臣。
纪昀身居官场，当然知道大清帝国在巩固了全国统治地位后，已由着重镇压武装反抗，转向思想统治；对危害清朝的言论思想，动辄加以取缔和镇压。乾隆那时大兴的“文字狱”，迫害了一大批宣扬反清的汉族知识分子，许多人并未反清，竟也因文字而获罪。这使得文化人的精神处于恐怖状态。纪昀常随帝王左右，尤需小心谨慎，稍有差错，就可能大祸临头。他平时幽默诙谐，但这不过是借以存身的护身符罢了。
纪晓岚的仕途命运确与他同朝的另一人物密切相联，那就是深受乾隆皇帝宠爱的和珅。和珅权势赫赫，高官做遍，集国家官吏升迁任免、财政开支、诉讼裁判大权于一身，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
和珅进入官场后，除了给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敛财以外，身兼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三部执掌(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等职，这为他利用职权聚财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侵占大批房屋、出租房屋、收取高额房租，以及放高利贷，是他聚财的三大途径。当时有传言“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
就在和珅最得意之时，乾隆又赐给他地皮，准许他在德胜门内正黄旗领地什刹海畔另盖新宅。和珅于是大兴土木，兴师动众，建造起宏伟庞大的和府。
一日，纪晓岚正在家中歇息，和珅突然来访，要他也为自己题一匾额。纪晓岚当然不敢得罪这个正在走红的大人物，便在当日赶到新盖的豪华和府，参观了一遍亭台楼阁、假山水榭，就在蓊郁的南竹与花草树木间，书下“竹苞”二字。和珅为此十分得意，常常向人炫耀。
乾隆某日闲得无事，想起和珅刚盖了新公馆，便来这和宅看看。在一片楼台亭阁间的翠竹前，专好自鸣高人一等的乾隆望着那块“竹苞”匾额，微笑地问：“此匾何人所书？”随后又哈哈大笑道：“竹字拆开，为个个；苞，是做草包解。这不是说你和家的人，个个都是草包吗？”经他这一解析，和珅那白皙的脸刷地一下变红了。从此以后，这个专会巴结奉承的权臣，便在心里跟纪昀结下了私仇。
差一点被害了性命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纪昀受诏续编《通志》。这平静的文字生涯，对纪昀来说是安宁惬意的，但是忽然间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搅得纪府全家人等都如坐针毡般惶惶然：两淮盐运史卢见曾，由于理财不善，又好排场应酬，以致亏空公帑，朝廷要抄卢的家财充公。这卢见曾与纪昀为姻亲，纪昀的长女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
纪昀回到家来便告诉了妻妾马氏和郭氏。他对卢见曾也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不住地吸着烟袋道：“堂堂朝廷命官，干这等渎职枉法之事，该当问罪！”
嫁给卢家的女儿为纪昀侧室郭氏所生，因涉及到亲生女儿，郭氏格外担心。她哭哭啼啼地恳求纪昀快想想办法。纪昀并非不想通知卢家，但只怕行事不慎，惹祸上身。无奈妻妾怂恿，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便传来仆人张凯，将一个用布包好的木匣交他，吩咐说：“这是件罕见古器，你送到卢府，快去快回！”
张凯奇怪道：“书信呢？”
“书信不用写了，你亲手交与卢老爷就行了。”
张凯刚走出屋去，马氏便走出内室，埋怨说：“附上一信，又费你什么工夫呀？”纪昀拿下嘴里的烟袋，申斥道：“夫人如何又糊涂起来！若附上一信，一旦事败，岂不等于我自投罗网？”
卢见曾收到木匣。他很小心地打开木匣，却不由得诧异了：原来匣子里并没有什么宝物。搜索一会儿，才在木匣的绸子里层，翻出一个信封，捏了捏，往手心里一倒，是一撮茶叶和几颗盐粒。
卢见曾嘴里叨念着：“盐茶，盐茶，莫非是‘严查’？莫非是我的案子犯啦？……”
突然，他惊悸了。他心里顿时明白：“八成是有人告我盐政亏空，朝廷要派人严查，这是通知我事先做个准备啊！……”
几天后，在紫禁城的养心殿里，和珅在乾隆身边附耳低言：“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已将财产转移一空，家无长物，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了。”
乾隆听后发火了，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吼道：“大胆！不是有人走漏风声，他卢见曾何以能转移资产？”
和珅急忙奉迎说：“皇上圣明！”接着放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回禀皇上，这暗中通风报信的事，臣倒是探听出一点消息来了……”
乾隆急切地问：“谁？快说！”
和珅这才痛快淋漓地说：“就是侍读学士纪昀。卢见曾是纪昀的姻家，臣探得抄家前夜，纪昀曾派家人急入卢宅。”
乾隆听了和珅这话，怒不可遏，说：“立即将纪昀监禁宫牢！”
原来，和珅早就派出家奴，暗中跟踪。他无时无刻不想抓住纪昀的纰漏以报自己的私仇。
虎坊桥的纪宅，完全失掉了往日的宁静。纪昀当夜即被逮捕入狱。
不久，乾隆宣纪晓岚进殿，问：“你的姻家卢见曾，亏空公帑，按律应予籍没，你可知道？”
纪昀连忙回答：“臣知道。”
“据报，是你暗中向他通报消息，可有此事？”
纪昀慌忙跪在地上，辩解着说：“臣实在未透露一个字啊！”
乾隆严厉地一拍桌案，怒斥道：“朕今日就是要知道，你未写一字，究竟是用何手段泄密给卢见曾的？从实讲来！”
纪昀知道躲不过，低下头，如实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乾隆望着跪在地上的纪昀，沉思良久。他轻轻地摇摇头，重重地长出一口气，提起笔，在案卷上批写出一行小字：“从轻谪戍乌鲁木齐。”
如履薄冰的官场生涯
晚年的纪晓岚自号“观弈道人”，表达了他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
但事实上，他与和珅的矛盾，一直没有停息过。纪昀总是避免与和珅的正面交锋，就像局外观棋一样，静观默察。
丙午年，和珅指使管家刘全，在京中买了一处地盘，为和珅营造府第。为了免除朝中大臣的议论，一切事宜都用刘全的名义办理。但其建造格局，超出了清廷的规制，被人们看了出来，引起朝官们的义愤。清朝建造房屋的规格是很多的。比如除皇帝外，任何人都不得用黄琉璃瓦和绿琉璃瓦，房的规模，王爷也不得超过六六三十六楹房屋的间数，不得超过九百九十九间半。超过了便算违制，定将受到处罚。
御史曹锡宝与纪晓岚私交甚深，曾以隐语说出要参劾和珅。纪晓岚也不好明说，就以宋人《咏蟹》诗中的两句赠曹锡宝，说：“水清讵免双鳌黑，秋老难逃一背红。”意思是说，现在参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了一道奏章，参劾和珅家奴刘全建造房屋规模宏大，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倚借主势，招摇撞骗之事。
乾隆皇帝当时在热河行宫。看过奏折，心中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状告刘全只是虚晃一枪，锋芒所指是对准了和珅的。皇帝知道曹锡宝与纪晓岚有私交，便怀疑是纪晓岚对和珅心怀仇恨，唆使曹锡宝参奏。
事态的发展正如纪晓岚担心的那样，皇上袒护着和珅及其家奴刘全，却谕令军机大臣，杀气腾腾地逼向曹锡宝。曹锡宝身为御史必不下交奴仆，交则罪在不赦，不交又何以知道刘全房屋宽敞，器具完美？
军机大臣们按照皇上谕令中所授机宜，不去纠查和珅家奴刘全，却将锋芒转向了原告。曹锡宝只好说：“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并不知道，伊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增加另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全儿住房服用甚是完美，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察看，见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是家奴，焉有多资造此华屋？
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
曹锡宝这样回复，乾隆皇帝仍不满意，继续穷追不舍，大有不揪出幕后之人决不罢休之势。
曹锡宝后悔没听纪晓岚的劝告，多言招祸，只好硬着头皮，咬定纪晓岚没参与此事。最后乾隆以曹锡宝参奏不实，给以革职留任处分，没有扩大事态，酿成大狱。纪晓岚在惊恐中度过几个月，心里才踏实了一些，自此而后，便更加小心谨慎。但当时株连之狱颇兴，他心中也没底，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又将他牵连进去，所以日子过得真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想当个清静无为的观弈道人亦不可能。
高宗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在开始亲政的十五天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一代奸雄和珅判处了死刑，引起了朝野的极大震动。经查抄，和珅私产总估白银九亿两，为自古以来未曾见过的豪富，连嘉庆本人也大吃一惊。
纪晓岚亲眼目睹了和珅的下场，颇有一番感触。他觉得，人世真如云流沙涌、浪起帆转一般，无论是胜者败者，皆在此间。人生是盘棋，自己为人，既是观弈者，也是举弈者，更是棋盘中的任人摆布的一颗棋子。
受命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对纪昀来说，是一个转换命运、扭转乾坤的幸运之年。
这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乾隆皇帝提出，现在疆土一统，庶民乐业，富则思教，他想搜辑文萃，编一旷古巨型丛书，以供学子仕进之用。
乾隆拟分古今图书为经、史、子、集四档，总名为“四库全书”，规模要超过《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知道，四库全书浩如烟海，非博览饱学之通儒，不能当此大任。正在乾隆为物色不到合适人选而犯愁时，经大臣刘统勋的举荐，乾隆想起了在新疆戴罪戍边三年的纪昀。思虑再三，乾隆决定召纪昀还京，并决定暂且让他于翰林院充任编修，做编纂四库全书之准备。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侍读学士之职，遂授命他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因为这一良机，纪昀终于官复原职了。当这项浩瀚的文事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昀已四十八岁。在总纂官之下，有三百六十余人任编纂，总共四千三百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
乾隆为此特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在乾隆的重视和倡导下，一个大规模搜集、整理、编印图书的活动，在全国出现了。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乾隆皇帝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圣谕一下，全国城乡立刻沸腾起来。到处张贴露布，张张露布下都挤满了人，有的在小声地念，有的在侧耳听。农村里多是锣声震耳，乡丁边敲边高声呼喊着：“万岁爷开了四库全书馆，征集藏书了。谁家有，全送到里正家去，谁献的书多有赏！”
运河上，三只满载书籍的大木船，平稳地航行着，顺流北上，为首的船头上，站着五品顶戴的安徽学政朱筠，这一次在校核《永乐大典》和征集天下遗书上，他奏谏多、出力大。如今他从三江满载而归，笑脸微微，陶醉在运河两岸绮丽的风光里。
这时的圆明园，各书库门前，停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纪昀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这次采征图书，重点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诸省，其次是京官书礼之家，征集顺利。此番行动，共征集图书一万三千五百余部。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昀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征找它，纪昀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翰林朱竹垞跟纪昀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庚辰探花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昀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昀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昀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昀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昀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找到《永乐大典》的消息，一经传出，震动了圆明园、紫禁城，更震动了乾隆皇帝，他亲自到“敬一亭”来过目，还赏赐了找书的小太监，将书运往圆明园《四库全书》编纂处。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收进的书籍和一些“无碍”而未毁、但又没有收入到《四库全书》的书籍，均分别编写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部书目，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署名“清永蓉等撰”，实际却是纪昀的劳作。
清代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实际上含有“寓禁于征”之意。
清王朝在征集天下图书的基础上，据近人陈乃乾在《禁书总录》中统计，被全毁与抽毁的书籍近三千种。这次纂修典籍，也使中国文化遭受一次浩劫。鲁迅就曾说过：“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编出了一部浩瀚的巨型丛书，保存与辑存了一批古籍。
《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
《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
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
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经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相合，为绿、红、蓝、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
总纂官的苦与乐
纪昀自从受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来，殚精竭虑，赤诚忠心，惟恐有负乾隆之命。他每天坐镇书城，手不停披，有时竟整日不归。二百卷提要，整整写了八年，前后总共费时十三年。
表面上看，纪昀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昀虽然名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云，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昀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而不轻松的。
乾隆于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昀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但就在赏瓜后没几天的十一月间，新昌举人王锡候，因考证《康熙字典》，另著《字贯》，以有辱圣祖罪而被诛。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采取杀一儆百手段，示意尔辈须俯首贴耳，做御用文人。
乾隆四十二年冬，纪昀的挚友戴震卒。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就曾师事戴震；纪昀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性格耿直，二十八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二十七年举于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全书馆，征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刘统勋荐震充纂修，人称布衣。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晨夕披检，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戴震崇尚汉儒，为学精谨，令人折服。他多才多艺，曾为《考工记》作图，纪昀为他的力作《考工记图》写了序。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昀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如今戴震在五十有五时辞世，纪昀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说是非同寻常。
戴震生前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当时馆内，学派分立，用今天的话说，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昀的组织才能。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从明末以来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延续至清，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实际。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纪昀凭借自己的处事灵活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存在着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昀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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