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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0年后中国的工资水平还是像现在这样低、这样“有竞争力”，说明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如果中国能够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工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因此，中国必须发展出其他的优势来吸引外资。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纷纷涌向中国。人们惊呼：中国正在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更有人将这一发展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重组，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赶上美国的转折点。
中国发展引起美国震撼
这一变化，在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引起了强烈的心理震憾。最近，在美国商业界有广泛影响的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正在变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位置，很快就会相当于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地位。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
美国的这种“警惕中国的崛起”的呼声，一方面会刺激中国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也会在中国人中导致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取美国而代之了。仅仅是在不久以前，许多人还相信中国的GDP将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如果冷静地审视这两个彼此相距100多年的世界工厂的大转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根本不可能像当年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取美国而代之。相反，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入的改革，目前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就会维持不住，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将渐渐减弱。
美经济崛起靠制度建设
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实际上也是财经制度的建设过程。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开发带动了以铁路为标志的新经济(或者可以说是铁路带动了西部开发)，与最近的IT经济颇有些类似之处。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美国出现了一代制度建设者。其中有两个人在最近常常被人们提起。一个是大银行家约翰·摩根，一个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当时的“牛仔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政府没有能力和授权来控制新经济的混乱的发展，而摩根通过固定资产的抵押和他所谓的“道德责任”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当他所支持的公司破产后，他马上把公司接过来，重整财政，清还债务，了结官司，解雇经理，雇用新人，监督公司的财务运转，有时不惜卷入其中几十年，直到公司重新开始赢利、投资者得到回报。
1901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另一位制度建设者。他身为共和党总统，却敢于对支持本党的大企业开刀，前后以反垄断的名义兴讼45次，惩罚不法的大企业。他的名言是：“我们要求大企业给人民公平的交易(squaredeal)，同时，我们坚持所有那些诚实的大企业也应该得到公平的交易。”他因此得名“垄断的破坏者”(trustbuster)，严厉禁止大企业操纵市场，对富人收财产税，甚至最早采取措施保护环境，驯服了野性十足的“牛仔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仅仅靠自己的资源就可以把大英帝国的“世界工厂”搬到自己的家里来，因为资本只会往安全、可靠的地方流动。大量投资者需要“公平的交易”。目前中国面临的局面，与19世纪末的美国颇为类似。中国自身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目前这样迅猛的经济扩张，外资因而成为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否有摩根那样的信誉？中小投资者是否能够在中国获得“公平的交易”？这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的先决条件。
中国必须深化改革
1990年代，中国平均每年吸引400亿美元的外资，加入WTO后，吸引外资的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中国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得益于劳工成本低；另一因素则是近年社会相对稳定。然而，从长远看，这两个因素是相克而非相生的。如果10年后中国的工资水平还是这样低、这样“有竞争力”，说明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如果中国能够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劳工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因此，中国必须发展出其他的优势来吸引外资。
另外，中国的外资，大多是随着跨国公司而来。这些大公司有力量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一般中小投资者则远没有这样的信心。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总额有100亿美元，但投放到美国经济中的欧洲资本竟达33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还远远没有像19世纪末的美国那样，成为国际资本的聚会之地。
而从长远的经济战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中国要防止外国大企业在本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下撤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目前很小)，就必须具备绕开这些跨国公司、让自己的企业在海外具有直接吸引中小投资者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具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反省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工厂”的转移，既决定于国际资本的流向，又决定于这一“世界工厂”所在国的本土企业的成长。当年美国靠的是欧洲的资本，但建立的是自己的企业。中国的外资，则是外国的资本、外国的企业。中国的国内企业，还远不具备从国际中小投资者那里直接吸取资金的能力。而这一点不仅将决定中国的企业能否与国际企业竞争，更决定了“世界工厂”是否能够在中国建立起来。
为了把中国企业的股票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特别是要认真研究美国近来的金融丑闻和其应对之策。杰弗里·加腾在年初预言，华尔街金融丑闻使投资者强烈要求制度改革，要求企业界有更多的透明性和公信度。这种要求，早晚要跨出国界。
这一前景，对中国经济不能说不是一个新的挑战。目前，中国企业的运营还远远不够透明，企业对媒体的监督甚有敌意，乃至频频出现企业把媒体送上法庭的事件。企业告倒媒体，虽然短期内得分，但从长远来看，将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公信度和透明性，妨碍其在海外上市。因此，中国政府与企业界应该具有长远眼光，进行一系列深度改革，给媒体以更多的自由，给投资者更多的信息。只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够充分吸收国际资本，维持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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