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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中巨大的供求差额，使得定向指标成为众考生及家长追捧的“肥肉”。层层倒手、加价，贩卖指标成为一种行业
小波是今年参加高考的江西籍考生，他考的是艺术类专业，考分292分，理论上，第一志愿录取没有问题，所以他很安心地在家里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令他烦恼的问题来了，8月18日，他的另一个考艺术类专业的同学，专业成绩不如他，考分只有250多分，却已经被重庆的一所重点院校录取了。小波说这个同学出乎意外进了重点确实让他有点儿不舒服。17岁的小波有意回避了“嫉妒”这个词。
江西省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165951人，上本科线的文理科考生约11000人。但是，今年实际招生数量远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意味着许多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发生撞车而落榜。
对于“撞车”事件最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就是对心仪的学校填报定向志愿。但据了解，江西省今年只有文科51名，理工科330名的定向指标名额。
这种供求差额导致江西省近年来定向招生的无序和混乱。针对这种现象，江西省高招办在今年招生还未开始之前就明文规定：任何高校都不能录取签订了定向协议、但未填报定向志愿的考生；定向招生不得在定向范围外安排定向招生计划；高校招生应严格按考生志愿和协议以高考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同时，禁止高校以任何理由搞“黑色交易”，以收费和降分录取挂钩。不得以“扩招费”、“定向费”为由向考生收费，更不允许招办工作人员参与社会中介组织，拉拢“生源”以谋私利。
但记者日前在江西数县市采访时惊奇地发现，定向招生以往无序混乱的局面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中介人或组织明目张胆地“贩卖”指标。
一张“名校招生公告”
距南昌市大约2小时车程的M城有一所全省著名的M城中学。今年M城中学高考成绩喜人，校门口两侧到处都可见关于高考的大红喜报。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在大红喜报的上方多了许多白纸黑字的公告。公告的标题赫然写着“名牌高校招生”字样，一看内容更是惊人，“现有多所国家级名牌高校招生名额，详情请与M城某咨询中心联系”，还有联系人、电话、地址写于其上。
“一家县级市的咨询中心有这么大能耐能操办国家级名牌高校招生，这岂不是天方夜谭？”一位学生气愤地说，“要是这样，录取要高考成绩干吗？”
一位知情者透露，其实这家咨询中心是专门替那些高考落榜的考生弄一些“内部指标”和定向招生指标，不过还真有点路子，其中不乏少数几家名牌学校的指标。
带着疑惑，记者拨通了公告上留下的联系电话，对方是一位自称“李老师”的男子。记者告诉他家中有个亲戚是艺术类考生，今年的高考文化成绩290多分，想咨询一下，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走一所省内的高校。
在数分钟的交谈中，李老师似乎听出了记者的“诚意”，在短时间的犹豫后，很肯定地对记者说：“能，只要花上3万元钱就没问题。”并建议面谈。
按照公告上的地址，记者找到了位于市区中心的某大楼的咨询中心所在，很明显这里是一个临时的工作地点，中心的全部家当是由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组成。刚刚坐定，李老师迫不及待地向记者询问考生的考生号、准考证号和高考成绩，并煞有其事地在一本厚厚的登记本上作了记录。这时，李老师把登记本挪到记者面前说道：“你看看我们这儿有很多学生的资料，足以说明本中心有着良好的声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和十余位考生及其家长达成了意向协议，在16号前后，将有第一批考生被相关院校录取走，第二批大概在20号左右，而最后一批还可以在全省高招工作结束以后。9月份与相关院校联系，弄到定向招生指标，不通过高招办直接录取。”
李老师还反复强调，操办第一批录取的考生的费用是最高的，而如果晚点走，就可以直接到高校拿名额，可以将中间的许多环节省去，从而越晚走可能费用就越低。
当记者故意推脱价钱太贵了时，李老师不解地摇了摇头说：“文化类的考生费用比你这费用高着呢，你这是艺术类考生才收你3万快钱，我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了，最多只能赚到2000元。”
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李老师极不情愿地道出了定向指标价格形成的玄机：“一个定向指标到达考生手上要经过多重的‘贩卖’。比如学校一个3万元钱的定向培养指标下到省里，相关人员在原价的基础上加价1-2万元钱，然后把它下放给那些能够进入招生现场的普通招生人员，而那些普通招生人员再次加价0.5-1万元钱放给在外围活动的外线中介，考生最后得到的定向指标往往是由外线中介再次加价0.5-1万元钱，有的甚至更多。”
一个“贩卖”指标的人
朱文(化名)，自1999年以来，一直从事高招外围中介“行业”，每年七八月间总是行踪难觅，往返于省城及县市。据他介绍，高招中出现的漏洞一直以来就存在，但1999年扩招以后这种情况就越来越普遍。“只要上头认识人，拿到几个指标转手卖出去那就是钱啊！”
看起来从事高招的中介行业似乎是无本生利，但他说起来也是一肚子苦水。“指标一定要有关系才能拿到，但并非每个中介都有这种关系。一个环节没打理好就可能拿不到或没有好指标，而这都关系到我的利润。”朱文认为江西今年高招工作进行得还算挺规范：“现在弄几个指标很不容易，关系不铁就根本没办法。”
从事中介的人越来越多，朱文感叹现在生意不如前两年好做了。中介人为增强“生意”的成功概率，各出高招。有的和家长签订协议，增加各种保证和许诺，有的为了让家长信任，甚至同意并想方设法带家长进入高考招生现场。
朱文坦承他今年谈成的正式意向的只有两笔，虽然他的联系本上有一大批考生的名字，但他说有些家长要求太高，完全不考虑实际分数，谈不下来。而且目前只有分数较高的才能办，这两个有意向的是与考生及家长谈好了学校、价格，而且”里面的人”认为拿到指标没有问题，他自己认为成功概率在90%以上，录取只是时间问题。“把这两笔生意谈成，应该有1.5万元左右的利润。”朱文舔了舔嘴唇说道。
一笔7万元的“生意”
8月15日是朱文最忙的一天。按他的说法，16日江西省定向招生开始，定向指标的分配就进入紧张的实际操作阶段。
从早上8点开始，朱文的手机就没有停过。从他的言语中得知，他上午10点要去和一位考生的家长作最后交涉，而交涉的结果如何将决定这笔生意能否成功。
在位于南昌市孺子路的一家茶馆里，记者见到了在那里焦急等待朱文的学生家长。在他与朱文的交谈中记者得知，该考生的高考成绩为518分(文科)，由于填报志愿失误，使得他极有可能在此次高考录取中落榜。
“不要说小孩已经考出这个分数(超过江西省本科分数线)了，我小孩的几个同学分数还没我小孩高，听说已经和几所还可以的学校达成了协议。如果我小孩上不到大学的话，作为父母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家长坦承压力。
据了解，该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夫妇俩都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年收入不过两万余元。但为了这次给孩子上大学搞到一个较好的定向指标，夫妇俩东拼西凑了7万元钱。
显然，该家长对如此一大笔钱交付给朱文不是很放心，提出双方就这次“交易”的具体细节签一份协议。朱文起初坚决不同意，经过长时间的协商才勉强同意。而对于付款方式，双方更是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家长对于朱文起初提出7万元一次性付清有较大意见。而朱文则认为自己不可能在不见钱的情况下操办具体事宜。双方大约经过半个小时争论协调后，达成妥协并签定协议如下：
1.受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办理甲方的儿子(文科，高考分518分)在2002年招生考试中定向录取××大学(本科，非二级学院)××专业或××专业。总费用共计人民币柒万元整。
2.乙方承诺，在某大学正式定向录取工作开始的三个工作日内办好手续确保甲方的儿子录取到指定的学校(本科，非二级学院)，指定专业。
3.付款方式：1)甲方与乙方须在2002年8月15日共同开立一个账户。该账户由双方共存共取，任何单方不得预支、挂失，存折由甲方保存。2)该账户内人民币柒万元在甲方确定儿子正式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或上网查询录取结果无误)后，当天双方共同领出，交给乙方。同时该协议作废。
4.如乙方未能按协议内容办理好手续，乙方必须在当日无条件和甲方共同取出柒万元人民币交给甲方，以保证甲方权益，不得故意拖延。
5.如乙方按协议内容办好手续，甲方必须在正式录取结果确定后当日无条件和乙方共同取出柒万元人民币，以保证乙方权益，不得故意拖延。
6.乙方承诺，乙方如未能为甲方录取到指定学校而影响到甲方正常录取(XX的高考分数已超过最低本科线)，乙方须保证甲方录取到省内某大学，所须费用由甲方即时付费。
7.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证明人签字时开始生效。
在事宜的具体操办过程中，朱文又要自行垫付2万元钱给“里面的人”作为定金，这样三方就形成了一种既信任又有制约的微妙关系。
按照协议规定，12点10分，交易双方在南昌市孺子路的某储蓄所将7万元钱共同存入，“生意”历经两个小时完成。
在回来的路上，朱文对记者说：“一开始我是不打算签协议的，这本就是暗箱操作的违规行为。但如谈不下来，前期就有许多事算是白做了。况且家长很有诚意，家里为小孩也不容易。而签协议主要原因则是‘里面的人’说过这个定向指标是铁板钉钉的事，也就没什么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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