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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访问德克萨斯州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2002年江泽民前往德州，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已成蔚然之势……
会晤内容并非意义重点
应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于本月22日开始他的第三次美国之行。
据外界透露，江泽民主席访美的第一站是芝加哥，他将在那里会见波音公司领导人，接着他要访问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并在德州大学发表演讲，然后到布什总统在德州的农场做客。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分析说，此次会晤，双方都会有自己的议题清单，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贸易逆差、要求中国兑现入世承诺、人权问题，美国方面要谈；台湾问题、打击疆独、敦促美国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等则是中国关注的重点。
这次会谈，美国会试图说服中国支持第二步反恐，而所谓第二步，按美国人的理解，重点是打击伊拉克。
中国方面会把重点放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台岛内部渐进式“台独”在加速，另一方面，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正在空洞化。中国会严肃指出两种趋势的危险性。
不过，“指望首脑会晤发挥里程碑式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今天中美关系实在是太丰富了”。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傅梦孜认为：“首脑会晤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要再对首脑会晤寄予太多的期待，因为双方的矛盾有很多是结构性的，该有的争论还是要继续。”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的此次访美，单纯的会晤内容已非意义的重点。虽然在当前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双方的接近有助于彼此关系的未来发展，但作为江泽民主席此次造访的主要地点，德克萨斯州让我们对这次访问有了一个看向过去23年的视角。
也许是一个巧合，23年前的1979年，邓小平访美也和德克萨斯州有关联。在德州，邓小平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带在头上，时至今日，休斯敦人仍记忆犹新。
而对邓小平来说，轻松背后则是美式现代化对他的深深触动。
值得一提的是，23年前，正是由于老布什的运作，才有邓小平的德州之行；23年后，在布什总统的邀请下，江泽民也将造访德州。
主人从老布什换成布什，客人从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换成第三代领导核心。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23年前邓离开德州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而23年后，江泽民前往德州，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已成蔚然之势。可以说，23年的苦心经营，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第二代领导核心访美
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但由于他不愿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使中美建交拖到1979年元旦。而中美刚刚建立外交关系，卡特总统便迫不及待地邀请邓小平访美。
邓小平应邀前往。在美停留期间，邓小平感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友好，而在波音公司生产车间的参观却令他难以释怀，几十年的“老对手”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工厂、城市和乡村也都是那么美好。
回国途中邓小平顺访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新干线上，车子是那么快，那么稳。
傅梦孜至今还记得邓小平乘坐新干线时的表情，“那种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触动任何人。”
以邓小平的性格，他当然不会把这种感慨和触动告诉身边的人，而回国后，邓小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藉此，中国进入了1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
为什么邓小平在那个时候下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分析说，除了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考虑，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稳定、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需要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需要投资和市场，也需要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也认为邓访美更深层原因，是他意识到中美关系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而这次访问使他看到了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启示意义的东西。
邓小平访美后，两国关系虽有起伏但还算平稳，直到1982年，双方签订“8.17公报”，售台武器问题得以初步解决。有评论说，中美之间几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就连军事技术转让也写进了贸易清单。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不仅是对付“苏联帝国”的准盟友，而且1979年后的中国在开放中悄悄地变化，和苏联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天使：允许私人雇工、开小饭馆；允许年轻人蹦迪，穿喇叭裤；允许妇女留披肩发、穿高跟鞋和超短裙。
不曾料到的是，共同的战略对手在1991年轰然解体，柏林墙也被推倒，中国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权也由第二代转移到第三代，中美关系也一度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冰点。
第三代领导核心访美
大洋彼岸，国会一次次地提出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老布什总统也一次次否决，但在售台武器方面，老布什出于竞选连任需要，批准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
1993年，年轻气盛的克林顿上台，其处理对华关系的几板斧之一便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同年7月爆发“银河号事件”，9月，中国申奥由于美国阻挠而未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议，也开始了他任期中的第一次美国之行。这是1989年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
陶文钊说，这次会晤，双方领导人表示重视中美关系，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1993年中美关系中有许多麻烦，江泽民的这次美国之行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有评论认为，江克会晤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中美关系低水平徘徊的结束。
峰会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决定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一个横亘在两国间的问题初步得以解决。
江克峰会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将近两年，中共14大也已经过了一年，中国也有了一个新的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进一步解放，使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各种规模的私营经济不但被允许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励，“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中国宪法。
无疑，中国经济发展的进步，有利于中美关系向着好的方面推进，但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也委实不少，而且双方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
1995年夏天，李登辉以“校友叙旧”的名义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来一直禁忌的规约。中方以牙还牙，1996年早春，解放军在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此举招来了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与解放军形成对峙。
中美关系又到了需要领导人接触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会晤，1997年成了美国国会议员访华人数最多的一年。
1997年深秋时节，江泽民夫妇开始了一次非常郑重的美国之行，而此时距另一位中国元首李先念访美已过去12年。1997年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需要将两国关系纳入稳定的轨道，不能稍有风吹草动便成危机。
作为对中国领导人意愿的回应，在江泽民到访前夕，克林顿意味深长地将他的一次讲话安排到美国之音发表。
陶文钊回忆，克林顿专门论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列举了六个方面：维护全球和平发展繁荣和稳定；在亚太地区的建设性合作；经济和贸易关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环保和能源。
“这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陶文钊说。
正是有了双方领导人的共识，使江泽民和克林顿达成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大改善。中美关系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中美关系的内在逻辑
中国两代领导人处理对美政策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坚定地处理好对美关系，中国将对美外交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一个基本态度是韬光养晦。
有人对中国政府处理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有些不解，认为中国政府过于软弱，实际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几十年前中国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这样告诉他的同事，一个人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国家不一样，国家一玉碎就完了。
一方面，现实实力决定了政策取向，另一方面正是由于1997年两国领导人所确定的那些共同基础得以不断发展和加强，才使双方在一次次危机后重新走到一起。
陶文钊认为，中国目前的对美政策是正确的，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有一个大的变化，各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要纠集力量遏制一个大国是不可能的，而组成一个“反美阵线”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不能让民间情绪影响政府的正确决策。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同美国的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有人概括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自1899年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在中国追求的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员、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大市场之梦”，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在做另一个梦：中国现代化之梦。
“可惜的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不论是美国人的市场梦，还是中国人的现代化梦，统统在中国不间断的内忧外患、混乱动荡和革命战争中破灭了。”
而只有到了1979年，两个梦才真正结合在一起，两个梦想一旦找到了结合点便被其内在的逻辑所左右。
23年来，美国大市场之梦和中国现代化之梦互相促进，中国获得了建国以来最长的承平时期。中国两代领导人所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则使中国走上了“现实和有效的现代化之路”。
中美关系与中国经济改革
23年前，中美交往之门刚刚开启，23年后，中美关系的密切程度已超过了百多年来的任何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得以有一契机，借助于后者，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有无限深度和广度。
这23年的交往从宏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微观上对中国的影响则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陶文钊分析，中美交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包括市场、投资和企业管理经验。中国获得的外来投资很多是华人资本，但美国才是在中国的第一大投资国，美国投资技术含量比较高，而且美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也比较高。
不仅如此，美国企业的进入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进步，当初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时，中国一些人呼吁：“中国软饮料市场被别人占领了。”但现在中国有多少软饮料，谁也说不清。
叶自成教授分析，美国人带来的技术、人才、资金和信息、管理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文化方面，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深刻。
23年前，我们尚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这一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很长时间里被我们骂得体无完肤，而现在保护知识产权成为中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方面，中国也开始正面谈人权，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坚定地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对这个社会作出贡献。
大量经济贸易往来也推动了体制上的变化，中国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国家机关工作透明化的概念，而很多领域的变革都是先从和外资相关的领域开始，再慢慢扩展到其他领域的。
叶自成教授分析说，目前中国越来越多地强调“接轨”的概念，而在先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独立自主，现在强调的是纳入国际体系。
所谓国际体系，在傅梦孜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里的影响，美国是最大的。要想融入这个体系，就必须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必然选择。
江泽民美国之行后的中美关系是什么样子？一个趋势已经开启就很难被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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