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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10月16-18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首届中国“性存在(Sexualiyt)”研讨会。会议一项重要成果是一本蓝色封面的论文集，被称为今日中国“性革命”蓝皮书。
虽然中国“性革命”蓝皮书并非由官方发布或由官方直接授意，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以大量详实的一线调查和科学的分析已经受到重视。卫生部、文化部、全国妇联等单位都有代表与会，当然他们对外都强调纯粹以个人身份出席。
联合早报电子版引用相关媒体的报道称，蓝皮书核心观点之一是：近年来中国人关于“性的公开程度、女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这五个方面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变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性革命”的程度。这场“性革命”一个最基本特征是，“性与生殖相对分离”。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潘绥铭说：“这场中国当前的性革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中国城市里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正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已经形成，过去那种依赖于‘单位制度’和‘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道德制约基本上失效。”
3天的会议分别围绕Sexualiyt(性存在，又译作“性现像”或“性的社会现像”等)的界定、社会性别、性的医学生物学专题、预防艾滋病、性产业与性工作、性心理学、性教育、爱情婚姻等专题展开研讨。有意思的是：与会者中女性占多数，会议发言中年轻女性的观点与少数中年男性激烈交锋，一些女性观点颇富有“先锋性”。一位与会者笑言：“这折射了中国女性的性地位大幅度提高，在传统社会中，女子谈性通常会被指责为淫荡。”
笔者在此采撷会议和蓝皮书中一些思想的“明珠”，力争把专业性颇强的学术内容，“翻译”成大众读本。
第一次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
作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36位调查员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第一次在全国的20-64岁全体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动人口)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中国人性生活调查”。其中在“计算机问卷调查法”中，4842个被访者中，有效应答率高达76.3%。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性观念悄然发生了巨变：
(1)对于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2)婚前性行为增加，4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别是45.7%、24.1%，40岁以下的人比40岁以上的人还要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而25-29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
(3)性关系趋向多伴侣，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20.8%、5.5%，而30-3 4岁的男、女这一比例分别是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30-34岁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
(4)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40岁以下的占11.3%，其中25-29岁的男子有此经历者占16.7%，男人曾以钱或重礼换性的比例比上述数字略高几个百分点。
“性革命”改变社会细胞
潘绥铭教授把独生子女政策比作“这场性革命之母”。他认为：以前对性价值贬损和对生殖功能的张扬，导致人口剧增。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摧毁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其最直接产物和主要附产品体现在5个方面：
––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并受到官方大力推进，减少了女性对于怀孕的恐惧。在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 .1%的人至少做过一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
––子女的减少使得女性不再是生育工具，成为部分都市女性在性方面出现许多激进现像的原因之一。
––有些传统上被认为“变态”或“反常”的行为，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如在30岁以上的人里，正处于单身状态的人已经占到男性的1.3%和女性的4.2%，已婚而无子女的人在城市中占1%；肯于承认自己有过自慰、各种“反常”姿势、同性恋等行为的人有显著增加或者有较大的代际增加。
––孩子的减少导致离婚对于子女的顾虑剧减，在调查总体中，曾离过婚的人已达2.8%。
––“性–生殖”这个昔日主轴的变化，促进了初级生活圈的整体功能的转变，从过去那种男耕女织和传宗接代的模式日益转变为“闲暇生活的实体”，“核心家庭”(只有夫妻与未婚子女)在增加。在城市25-29岁的在婚者中，已有6 2.2%是核心家庭，到45岁之前已经是85.8%。
在城市35岁以下的核心家庭里，即使夫妻发生矛盾，双方的原家庭成员也不会来撑腰帮忙的占到70%，“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核心家庭日益独立于家庭和宗族。
“性权利”受到空前重视
在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性革命”，其显著特点就是性从此与权利、人权密切结合起来。在今日中国，人权话语也已进入性的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赵合俊认为今天中国人的性权利主要在3个方面得到彰显：(1)非生殖的性快乐也被看作目的；(2)性被看成是个人的事，是一种私人化体验；(3)任何人的任何性行为与性关系，只要没有妨碍和伤害他人，都被认为具有正当性。
过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权利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流行话题，女性性高潮也成为现代女性凝视和追求的焦点，一些饱受无性婚姻之苦的女性敢于走上法庭讨要“性权利”。男性性障碍也被广泛谈及，壮阳药走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不久前一项关于“中国成年男人的性能力衰退”的调查被媒体披露后受到广泛关注。在探讨保护女性避免“性骚扰”的同时，“男性也会被性骚扰”成为一个带有争议性的命题。
还有一个范例是：同性恋这一名词在社会普及，而过去通常被称为“鸡奸”。北美网上同性恋杂志《桃红满天下》主编二言说：“这次我从美国回来开会，感觉到国内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度正日益提升，同性恋不再被归类为精神病，社会道德也不再将同性恋斥为“堕落”。二言这次在国内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在北京、江浙等地的活动未受到任何拘束，这在几年前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
潘绥铭教授则提到社会对于性犯罪认识的变化：“性犯罪的本质不是性，而是侵犯了他人的种种权益或社会秩序，因此一些婚内强奸和性骚扰个已被绳之以法，相反，一些“性变态”行为却不再被认为是犯罪。”
“一夜情、同居、非婚性”等颠覆爱情婚姻传统
传统“万恶淫为首”的观念的教化，使人们不敢正视性爱在人生价值中的地位。这次与会的学者认为：当前的“性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性的唯婚内论”。以前的通奸充其量只能美称为“偷情”，而现在则被称为婚外“恋”，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坚持这种称呼。从“先结婚后恋爱”到“爱是婚姻的前提，婚姻不是爱的藩篱”。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性、爱分离”的观点。
非婚性关系在今日中国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婚外情或婚外性关系对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夜情”成为公开话题；婚外性的主动权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角色的主动性增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者范丽娟调查显示：90年代以来，全国因婚外情引起的离婚诉讼占总数的25%-35%，在各类离婚理由中占第一位，沿海开放城市这一比例更高，来自江苏扬州一法律事务所的记录显示，1995-1997年四月底，在395起离婚案件中有婚外情引发的有21 6起，占54。68%。无锡市妇联反映，无锡市1997-1999年的1356起离婚案件中婚外情引发的占71%。
同居生活方式呈现扩大化趋势。首都医科大学社会医学教研室副教授崔小波2001年在作全北京市健康状况调查时，专门设立了一项婚姻情况调查：发现北京城区(全市8个城区选择了4个城区进行调查)人口中已经有2.1%选择同居；另有2.1%的人口在回答婚姻状况时选择"不详"；说明目前婚姻状况的复杂性。而以同居家庭形式生活的人年龄分布呈现双峰现像，即以20~29岁年龄组同居者占全部同居人口的14.3%，45岁~54岁年龄组占同居人口比例的31.7 %。
崔小波尤其关注到中老年人同居现像的增长，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增加，加大了再婚的障碍；子女对父母再婚的忧虑和反对过去道德因素占主因，如今以经济因素为主，尤其是对房产权的第一继承人的改变，成为子女阻止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碍。一些独身的中老年人开始寻求同居以解决个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反而受到子女的欢迎。
婚前性行为促进婚后“性福”？
传统观点认为，婚前性行为会危害婚后幸福。潘绥铭教授和他的课题组的一项调查却表明：这种看法主观性太强，缺乏科学性。
潘教授等选择了一批40岁以下、结婚在5年或5年之内的成年人作为样本，调查表明：总的来看，夫妻在登记前发生过性行为，那么丈夫在日后的婚姻中就会占据优势地位。登记前有过性行为的夫妻，比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性生活和性爱都要好许多。这主要反映在：(1)亲昵更多。登记前有过性行为的丈夫，婚后经常拥抱妻子、吻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登记后纔过性生活的丈夫的2.2倍；(2)性生活次数更多，要比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多出76%；(3)在性生活中更加兴奋，是没有婚前性行为的夫妻的2.48倍。(4)性高潮更多，是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的2.11倍，尤其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是先登记后上床的妻子的2.5倍。(5)在性生活中丈夫更加体贴妻子，丈夫帮助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达到那些"先登记后上床"夫妻的2.3倍。(6)性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红灯区”有实无名？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多年来赞成建立“红灯区”。他在这次会议闭幕后对笔者说：“在国内有些地区，已经私下建立了实际上的红灯区，作为改革中的一项探索。为了保护这些改革者，恕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
两年前，他主持召集的“中国地下性产业研讨会”引起各界重视。有专家计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年代底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半期每年查处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至于查获率，结论是："充其量也仅仅是发生率的5%，甚至于2。5%"。而依照民警及"业内人士"的普遍估计，抓获率在10%。据此推算，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250-1000万，而80年代以来涉足过的人士应为2100-8400万之众。
华东师范大学学学者刘继亮针对上海市第一收教所被收容的女性卖淫者进行问卷调查显示：(1)当前卖淫的年龄出现低龄化，低于25岁的占61.1%；(2)受教育程度低，初中文化程度者占62%，大专以上的仅占不到2%；(3)来自农村的占70%；(4)未婚者居多，占59%；(5)经济贫困、婚恋失败者达58.9%。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者方刚认为：当前社会上卖淫女被污名化的同时，嫖娼的男人们正成为被同情或羡慕的对像。
针对社会常见的“包二奶”甚至“三奶”、“四奶”等现像，潘教授认为：二奶等处于卖淫女的顶层，过着“小老婆”的生活，并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正妻”。
互联网成为“性革命催化剂”？
与会者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也是中国“性革命”的“催化剂”。学者们笑言：“过去张生为了会崔莺莺，得爬多少次墙纔得见一次？如今QQ、E-mail、虚拟社区等极大地方便了性交往；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也使中国人的性教育材料比几年前极大地丰富了。”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网恋”和“网络性爱”，带着超越时空性、虚拟性、满足多种需求性等特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学者薛雅利对比现代“网络性爱”与聊斋故事中的人妖恋有相类似之处。她分析当前网络性爱被广为传播的现实原因：对一些青少年而言，他们大量涉猎色情网站，在网上尝试性体验，主要原因是“性”认识正常途径的缺乏、教育存在偏差、影视等现代传媒宣传的影响；而成年人从事网络性爱，主要是因为社会流动性引发性缺乏明显、各种婚姻问题纷出、职业竞争压力过大。
“性革命”伴生的社会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黄琦认为：在性爱的轨迹中，文化和权力起到了检察官的作用，历史上禁欲和纵欲的二重奏，上流社会和市井平民遵循的性风俗，性道德的消长都是在这个检察官的审视下进行的。
学者们认为：当前的“性革命”也伴随着不少社会问题，但板子不可完全打到“性革命”本身上头。如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破坏军婚等现像，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度和妇女的人身自由；性病与艾滋病都可能通过人际性行为来传播，多伴侣性行为和造成血液接触的性行为都可能扩大传播，因此对此进行社会管理是必要的，但最终消除病患的只能是医学；未婚先孕、少女母亲等问题只是性活动产物。它们的要害是违反了社会对婚姻家庭的设置，同时也对婚姻家庭实体单位的建设和女性的保健客观上带来不利。
从“性”着手来消解伴生的社会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性教育，当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会化和终身化。中国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性的全面知识，缺乏适应于转型社会的性道德知识，更缺乏对个人选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终生培养。
潘教授认为：在许多方面，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卖淫的天然有力的对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还有助于提高婚姻质量、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计划生育工作。可喜的是，当前北京等地性教材已经中学生课堂。
他指出：维护性方面的各种权益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包括：对强奸受害者和性虐待受害者的救助、收留、心理辅导、社会保护和协助起诉等工作；在社区内组建抵御和制止性犯罪与性骚扰的志愿者社团；教育和帮助性方面的失足者重新进入社会；对一般夫妻开展性生活和谐美满的宣传教育以及初级心理咨询和医疗信息服务等等。
与会学者还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性的社会学研究多年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艾滋病的传播却促使这一处境的改善。卫生部10月15日公布的我国艾滋病的最新疫情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16.7%，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近100万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8年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千万人。“当前艾滋病产业已经悄然在中国形成，并养活了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对艾滋病的重视，国家和一些社会基金及海外机构更加重视性社会学，我们这次会议所有经费均由一艾滋病防治团体资助；如果没有艾滋病的传播，公开提肛交等‘变态’性行为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潘绥铭说这话时一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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