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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题为《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的文章，记的是1933年初秋的事情。“我那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马上就要开学。钱穆先生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我未来的公公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钱穆)，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路照顾。”文中还提到车上的一个细节：
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什么谈兴。不过成天对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饭时，我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腻、硬生生的米饭或面条，所幸带了匣儿饼干和一些水果。宾四先生很客气，我请他吃，他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后来我发现他吃的是小包麻片糕之类，那是当点心的。每逢停车，站上有卖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贩，我看见他在那里捧着碗吃呢，就假装没看见。
小说《围城》中，也有一个场面：
鸿渐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一瞧，不是他是谁，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鸿渐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
这两段描述，一真一假，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自然都不一样，而情节确是相像的，都是旅途中，都是吃东西，都是和“躲”有关，连语态和用词都让人感到接近。也就是说，钱穆，极有可能在《围城》里当了一回作者的模特。
杨绛在另一篇作品《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她说：“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她还说：“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真事，却是看到真人真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细观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成功作品，都是在写作家自己身边的事，即所谓“生活”。鲁迅如此，巴金如此，老舍如此，钱钟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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