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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题)为天津新港重新开港五十周年而作
李岚清
11月26日出版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天津新港重新开港五十周年而作的文章，本报今日全文转发
正值天津新港重新开港50周年之际，我出差到天津与张立昌、李盛霖等同志一道来到天津港。看到在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今日的天津港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发展，看到今日的天津港已成为国内几个最大港口之一并进入国际现代化大港之列，看到港区的繁荣景象，无比欢欣，浮想联翩，不由回忆起一些昔日往事。
记得那是1983年3月，天津新一届市政府成立，李瑞环市长正在主持第一次市政府领导班子会议，研究领导分工问题，指定我分工对外工作，也包括联系中央直属的港口、海关、银行等有关工作。正在这时，秘书同志来请李瑞环同志去接电话，说是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有急事找他。瑞环同志接完电话后回到会议室对我们说，万里同志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研究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分工。万里同志一听就急了，说现在有100多条货船停在天津海域的锚地进不了港，压在那儿等待进港卸货，你们还有心思坐在办公室里开会?当我向他解释说港口是交通部管的，不属天津市管时，万里同志说，港口在你们天津，我就得找你们!瑞环同志接着说，岚清同志，你联系港口工作，但你刚来，咱们俩一起去港口吧。接着瑞环同志立即中止了会议，我们一起赶往港口了解情况。经过一段调查研究，我们对港口存在的问题已大体上心中有了数，主要是：一、港口能力严重不足。天津港(相对解放前海河内河港，人们通称天津港为“新港”，后来因内河港口逐步消失，就改用天津港的名称)的吞吐能力虽已从解放初的30多万吨发展到了80年代初的1000多万吨，但与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海上运输量相比仍相差甚大，大量压船压港的事经常发生。最多的一天竟有190多条船在锚地等待靠岸卸货，不算其它损失，单滞港费一项，一天就得赔偿8000多美元。二、港口体制不顺。港务局、公路、铁路、海关、商检、动植物检、卫检、港务监督、船务代理、货运代理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可能影响装卸工作的进行。显然，这种多头领导，相互制约，又缺乏有效协调的体制，也是严重影响港口效率发挥的重要原因。三、港口本身的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既缺乏压力，又缺乏动力。港口的收入上缴，建港的投资由交通部核拨，港口的建设进展缓慢。
针对以上问题，天津市向国务院提出了港口体制改革的建议。概括地说，就是对港口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以港养港，以收抵支”，其主要内容为：一是将天津港授权天津市为主管理，并成立口岸管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统一管理和协调港口的事务，提高港口作业的协调配合和工作效率。二是改革港口的财务体制，港口的收入不再上缴，国家也不再投资港口建设，以港养港，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以港口自己的资金积累来自主建设发展港口。由于历年国家下拨的投资均大于港口的上缴额，看起来改革使港口吃了亏。但我们认为，花钱“买”来了一个好体制，也是值得的。三是进行港口内部体制改革，由吃大锅饭的体制改为在港务局领导下若干港埠公司，作为独立核算单位，效益与收入挂钩。四是塘沽区的城市建设与港口统一规划，协调发展，依靠港口发展城市，发展城市来提高对港口的服务功能和更好地发挥港口的作用。
经过一年左右的方案论证、研究和部分试行并取得成效后，国务院于1984年5月7日正式批准了天津港的改革方案，并由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津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新体制先试行5年。这样，在国务院各部门特别是国家计委、交通部等部门的支持下，天津港在全国率先开始了中国港口体制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到1986年底我调离天津的3年多的时间里，改革已取得了原来预想不到的成效。例如：
(一)由于港口作业协调的加强和港口广大职工积极性的提高，港口的效率和效益都有显著提高。1981年至1983年3年间，国家对港口建设投入共2.7亿多元，而改革后的1984年至1986年3年间，港口自筹的建设资金投入达到6.6亿多元，翻了一番多。按照李瑞环同志“先救命，后治病”的要求，用港口自有资金先后投入2亿多元，更新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装卸机械设备，大大提高了港口装卸效率。再加天津市邀请了友好城市日本神户市港务局长鸟居幸雄为最高顾问的专家组，运用日本过去解决压港的经验，港口的吞吐量由1982年底的1287万吨提高到1985年的1856万吨，较快地缓解了港口压港、压船的压力。
(二)港口地区的建设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并开始走向繁荣。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许多大城市都是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包括天津这个城市也是依靠当年海河内河港口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体制上的障碍，1952年天津新港开港以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既未促进塘沽地区城市建设的发展，也未受到塘沽地区对港口建设发展的足够支撑，而是各搞各的，使双方的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制约。港口自己办社会，因市政配套条件的限制，港口生活区的建设非常简陋，一望无际的破旧小平房，这就是港口宿舍区当年的景象。而塘沽区就在天津港，因同样的原因，长期得不到发展。而在体制改革创新后，才得以使城区和港口统一规划，逐步形成相互配合和支撑的城市服务体系，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开始得到了解决。
1984年，天津首先按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塘沽区废弃的不毛之地盐田上建设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中国第一批集装箱码头也在天津港开始兴建，港区和塘沽的面貌开始发生突破性的变化。体制改革创新的成果得到各方面的认可，万里同志于1985年视察天津港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决定改革后的体制再延续五年。但由于改革的效果显著，实际上不久交通部就在上海港等全国各个港口逐步推广了天津港改革创新的经验，使中国的港口体制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体制。
天津港由于有了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好体制，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务院各部门的支持下，不断深化改革，继续前进，以后又在港口实行了政企分开的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调整企业结构，进入资本市场，储运公司上市筹资，建立港口第一家中外合资海运企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继续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02年天津港已发展成为一个年吞吐量达到1.2亿吨以上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国际大港，港区不但有数字化的集装箱等专业泊位，有完善的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而且昔日比较萧条的塘沽区也面目全非，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城市，并带动了整个天津滨海地区的发展。
1952年重新开港时，天津港年吞吐量仅为74吨。“一五”、“二五”时期，经过9年的奋战，1960年吞吐量达到522万吨。到1974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用了整整2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港口吞吐量创新纪录。1988年突破2000万吨，用了14年。进入九十年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内外贸进出口不断扩大，再加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创新，天津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江泽民同志十分关心天津港的改革与发展，1991年7月27日视察了天津港，对天津港的改革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尽快地把天津港建成世界一流港口。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天津港的同志们没有辜负江泽民同志的殷切希望，以更大的改革创新的步伐前进。到1993年，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突破了3000万吨。自1993年以来，港口吞吐量每年以1000万吨的速度递增，创造了全国沿海港口发展史上的罕见业绩。2001年11月16日，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亿吨，今年预计可达1.2亿吨，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跻身于世界大港20强之列。看到天津港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不得不使人感慨万千。正如小平同志1986年8月21日视察天津港时所说的：“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天津港的改革和变迁，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刻理解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每个共产党人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就必须解放思想，一切从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敢于冲破旧体制的桎梏，做自觉的改革者、创新者，致力于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突破了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我坚信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天津港人必然会与时俱进，不断前进，实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创造出更大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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