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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真实、可靠，不能失真，不能有水分。”2002年10月28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国家统计局视察工作时语重心长。两年多以前，湖北省英山县一名“老统计”斗胆上书国务院，戳穿本地干部用虚假数字骗取政绩的内幕。嗣后，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两办”的名义，下发了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通知，坊间视之为向虚假统计数据“宣战”的“动员令”。
观察家注意到，2000年之后，中国统计系统正在酝酿一场雷厉风行的数字打假风暴。今年以来，先前的雷声滚滚，已变成雨声阵阵。统计人员“不容数字作假”的声音在四处回荡。在地方，统计部门已不再是地方官员手中可以随便把玩的泥团，统计数字也不再是企事业单位可以任意勾兑的酒水。从行政处罚到对簿公堂，诞生已经19年的《统计法》得到了空前的尊重。
小角色的大动作
2002年8月8日，安徽省安庆市统计局“笑”了。漫长的二审过后，在被告席上“坐”了两个轮回的安庆市统计局，打赢了安庆市第一例统计行政诉讼官司。官司肇始于去年的全国统计执法检查。在缜密的数字“大搜捕”行动中，安徽省盐业公司潜山分公司(以下简称“潜山公司”)也“不幸”落网。案由是：未依法办理统计登记。安庆市统计局对照《统计法》的条文，作出了他们认为恰如其分的行政处罚：通报批评，限期改正和罚款3000元。
然而，潜山公司并不认为他们受到的行政处罚“恰如其分”。不服气的他们向安庆市人民政府提起复议申请。最终等来的复议结果中，有20个关键字：事实清楚，主体合法，证据确凿，处罚正确，程序合法。不服气的潜山公司选择对簿公堂。2002年3月26日，他们将一纸诉状递交到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他们要用诉讼挽回“面子”。大观区法院真的给了他们“面子”。法院判决：撤销安庆市统计局行政处罚决定。理由是：程序不当。
几天后，安庆市统计局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官当庭宣判：安庆市统计局程序合法。终审判决撤销了初审判决，维持了安庆市统计局原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至此，经过11个月的复议、应诉、上诉，安庆市第一例统计行政处罚诉讼案以统计部门胜诉而告终。
两个月前，另一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第一例统计行政诉讼案件”，在安庆的上游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的九江市，以九江市统计局的最终胜诉而结束。
此案的背景也是2001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在江西省九江市统计局查处的一批统计违法案件，九江市派拉蒙百货有限公司因拒报2000年度统计年报，被处以书面警告和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于2001年10月14日向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了撤销九江市统计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判决。
70天后，九江市统计局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取证，遂于2002年6月3日作出了撤销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九江市统计局行政处罚决定的终审判决。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都是所在城市的第一起统计行政诉讼案，诉讼本身在社会上和统计部门内部引起的震动，甚至超过了诉讼结果。安庆市一位资深律师说：“统计局，这个在很多企业和个人眼中原本好商量的‘小角色’，现在不仅大胆依法行政，还不惜撕破脸皮，与人对簿公堂。你不能不对这样的变化感到吃惊！”
据悉，两个案件还分别震动了安徽、江西两省。安庆市统计局的案例在中国统计信息网粘贴后，影响波及全国。最直接的表现是，社会各界对统计部门的工作更为配合，一些以往发几次通知还不办理的单位，开始主动办理登记。
严厉的数字“警察”
过去15个月里，由国家统计局部署的一场席卷全国的统计大检查，在各地地毯式全面铺开。2001年7月，国家统计局“《统计法》和‘两办通知’执行情况大检查”号令甫出，一张张“处罚令”便从地方统计局手中，雪片般飘向违法对象。
2002年春夏之交，远在西南一隅的贵阳市药材公司，也被“大检查”的“尾巴”扫了一下。贵州省稽核数字的“先遣队”贵州省统计执法大队给了他们一张“处罚令”。责罚的理由是：劳动工资原始统计资料不齐全，此外，该公司报送的2001年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多报69578元。“先遣队”将之定性为“虚报统计资料”。
贵州市药材公司强烈的自省意识，以及在检查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配合的姿态，赢得了从轻发落的机会。末了，“先遣队”发放的处罚令上只有一个关键词：警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被处罚者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抵触、阻碍、拒不执行处罚，是常见的事。中国银行河南灵宝市支行的行为甚至走到了极端。
2002年夏天，灵宝市支行瞒报统计资料的行为最终遭到了《统计法》的“报应”。追溯其过程，当事人的感叹是“太漫长”。从发现问题到实施处罚，三门峡市统计局的“处罚令”，在坚持整整一年后才发挥了效力。2001年7月，三门峡市成立了一个检查组，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抽查，看看《统计法》和“两办通知”执行情况落实到什么程度。
当月下旬，检查人员简单地翻了一下灵宝支行的账目，便从去年二季度报表上发现了猫腻：由于统计员上报报表时，将临时人员工资以及特殊岗位津贴、住房公积金等项目漏填，导致二季度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瞒报4.9万元。三门峡市统计局毫不犹豫地给予处罚：警告，并处罚款1万元。该单位借口统计人员业务不熟练，拒不履行。统计局当仁不让，按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一样，河南省宜阳县统计局，对宜阳县农行“瞒报统计资料”的行政处罚，也几经周折，才得以落实。尽管不是每个“处罚令”都遭遇同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处罚令”不受尊重之事却屡屡发生。毕竟，在我们这个对统计法规长期被漠视的社会环境下，坚持给违法者以处罚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幸，我们的统计部门做到了。”安徽省司法局一名处长感慨地说。
谁能扭转数字的乾坤
2002年10月28日，朱镕基指出：现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为了追逐名利，往往置《统计法》和党纪政纪于不顾，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总理出此言辞之前，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已纷纷表态，铿锵有力，支持统计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维护统计部门的“三权独立”：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执法和统计监督的权力。最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在统计打假的制度层面取得了突破，明确提出不以数字“取官”。
考察由下而上的统计打假，从春天走向冬天的四个片段，常被关注的人们提起：2002年4月，广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在春天里，联合下发了一个名字冗长的通知：《关于坚决反对和制止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通知》。《通知》把统计上的虚报、浮夸，视为一股“歪风”，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坚决反对并制止之。
如何刹住这股“歪风”？
广州市委和市政府试图从干部和制度层面突破。对领导干部，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四不”原则，要求他们有喜报喜，有忧报忧。绝不能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给下级层层压指标；不得自行修改、编造虚假数据；不得纵容或袒护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得对拒绝、抵制和检举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在制度上，广州市委市政府郑重提出，改进和完善干部考核制度，不以数字“取官”。既要看发展速度，更要看长远和整体的效益。不能简单地凭数字考核、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更不能以数字“取官”，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2002年7月，浙江省在炎热的夏天，全面启动了“统计执法专项检查”。一个比广州“两办”通知的名称更为冗长的通知，陆续发送到浙江省各市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局关于开展〈浙江省统计工作监督管理条例〉贯彻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通知》下发后，浙江各市一个个相继发文进行部署：杭州市统计局专门建立专项检查办公室，并公布了举报电话；温州市统计局联合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在全市开展《统计法》贯彻执行情况大检查；金华市统计局确定了检查的总负责人和具体负责人，进行全局动员，要求全局参与，分工负责，明确责任，并明确要求这次检查不允许有办案“空白”县。
2002年9月，秋天里的安徽省统计局开展了一个活动：统计宣传检查月活动。活动声势之大，可谓“轰轰烈烈”。安徽省统计局组成两个统计执法检查组，分别由两位副局长带领，进驻统计执法工作较薄弱的天长市和广德县进行统计执法重点检查。一些统计违法行为被曝光被查处。
2002年11月，吉林省白城市委市政府在冰封雪飘的寒冬，组织召开了市、县领导干部统计知识培训会议，吉林省统计局一助理巡视员和一副总工程师专程前往作统计知识讲座。吉林省统计局认为，由市委、市政府组织领导干部参加统计知识培训，不仅在白城，即使在吉林统计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叶知秋。四个片段勾画出一幅图，一幅从南到北的统计打假图。
向法的本位回归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统计法》的诞生，到90年代中期《统计法修正案》的出台，再到近年发出的要求杜绝虚假数字的《两办通知》，《统计法》在中国筚路蓝缕，走过了风雨19年兼程路。
1983年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在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高票通过。据说，那时很多统计干部激动得流泪。从“文革”和“大跃进”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对“卫星”数字感触太深。一个个虚假的数字，曾使人们几乎忘记了常识。三年后，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统计法实施细则》。随后，一些省份陆续颁布了管理办法。
毋庸置疑，统计法律、法规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够健全的《统计法》并没有带来科学的统计。“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考核方式，一定程度上使《统计法》形同虚设。
1990年9月17日，时任辽宁省统计局局长的张本勃在辽宁省七届人大十八次会议上，措辞严厉：“统计工作受人为干扰严重，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现象时有发生，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字，违反规定滥发统计报表和擅自公布统计资料，违反统计保密规定，以及打击报复和无理刁难坚持原则的统计人员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
张说，这些违法行为主要来自各级行政领导的人为干扰。他认为，《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办法》对统计监督职能、监督检查权限、统计执法手段、统计法律责任等规定得很不完备，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强化统计监督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的需要。于是，辽宁等省的地方统计法规，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连出台。国家法规中的不足得到了补充，且容易操作。有了地方统计法规，有了行政诉讼法，便有了统计行政诉讼案件。1991年，全国第一起统计行政诉讼案件在湖南省开庭，最后以统计部门胜诉结案。遗憾的是，10年内，这样的案件在全国还不多见。我们前文提到的安庆、郑州等市，在第一起统计行政诉讼案件结束10年后才迎来他们所在城市第一起同类案件。
更为遗憾的是，地方法规的相继出台，统计行政诉讼案件的开庭，并没有带来完全的真实和准确。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虚报、瞒报现象愈演愈烈，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行为时有发生，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歪风悄然滋长并蔓延开来。1996年的一则权威报道援引一些地方的明确规定：“凡是乡镇企业产值超亿元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可提为副县级，或当场宣布为县委常委。”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数据升官、官升数据”、“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如此，是年5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对《统计法修正案》的表决，中国统计业有了新的“行动指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空白地带受到了修正案的“修正”。
然而，《统计法修正案》不仅不能避免来自地方官员的人为的干扰，最后竟然发展到连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统计年报也作假。2000年，湖北省英山县从事多年统计工作的干部方霖挺身而出，上书国务院，戳穿“数字造假”内幕。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去年以来，全国统计大检查声势浩大，统计行政处罚随处可见，统计行政诉讼也此起彼伏。尊重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强调。不尊重统计科学者，无不各得其咎。2002年11月5日，置统计处罚于罔顾的贵州光华房地产公司，在贵阳市统计局“强制执行”的申请下，房产与办公场所被贵阳市人民法院查封。观察家认为，风雨兼程19年的《统计法》正在向本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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