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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参加公众活动的人来说，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有人在拥挤的会堂里放火了。因此新闻信息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不能制造恐慌因素，或者给予公民以不安全感，如果大家在对于一件事极为敏感之时，制造恐慌，纵然在会堂里没有火，也会惹出事端；而如果让坏人趁机放火了，那更是爆炸性的局势。
防止产生在拥挤的会堂里放火的效果，我赞同中国政府关于“五七空难”调查报告的公布方法，对于结果以权威的结论，而对于其中的证据则尽量不在公众场合公布。因为从本案案发过程看，本案中肯定涉及到我国空管方面的一些漏洞，更为要命的，要完善这些漏洞也要假以时日。
此时如果证据全部公开，有关漏洞也就全部公布，欲在公众场合纵火者也就更明白如何制造恐怖了。
有人提出了政府要凭证据说话，但是大家知道，用证据证明清白的地方是在法庭而不是媒体，讲证据讲错了地方也会惹祸的，比如对于一些技术犯罪媒体报道时应该尽量避开敏感的证据，因为这些在法庭上可能起到指控犯罪的作用，但是在媒体上就有可能失控而成为教唆犯罪了，公布一个制毒案，我们不能将制毒的全过程公布，如这样固然证据确实充分，但社会效果就不行了。因此，在法庭上我们可以大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在媒体中我们就不得不有所偏重，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我们必须防止有人在会堂里放火。而事实上我们的诉讼也有这样的程序保障，比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公开审理等等。但是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有时就没有这样的保障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国家利用在拥挤的会堂里放火的理论，来栽赃某人怎么办？其实我想，这样的信息公布其本身就是以国家的信誉担保的，同时，司法是正义的最后防线，有关当事人也完全可以提起相应的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在法庭上，国家作为行政主体当然负有举证的义务，如不能举证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在当事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近亲属也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此时面对行政相对人、面对法庭国家必须举证，因为保密并不比司法正义重要，而且保密也不比还当事人公正重要，但是对于非此两类主体，国家完全可以用公共秩序保留的理论，来解释自己不公布相关证据及细节的原因。
公众知情权也许会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可是，如果想到人人都会受到张某人之流使用不明液体在轮渡、在火车、在公共汽车上作恶的威胁，也许我们就要冷静地考虑了，对于自由的合理限制也许会使得安全更可靠，世上很难有万全之策，正如有媒体指出，时至今日，有关“9·11”的一些细节，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公布。切切不可让有关的信息成为拥挤的会堂里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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