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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也即是反右政治风暴全面掀起之时，毛泽东来到了上海。
正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摘掉了戴在谈家桢头上的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这之后不到半年，也就是1958年1月6日的一个傍晚，谈家桢刚在家里吃好晚饭，突然又接到上海市委的一个紧急通知，让他马上去锦江饭店。
谈家桢不明就里，上了上海市委统战部专程来接他的小车，到统战部后才知道还有一位是在复旦工作的周谷城教授，另一位《新民晚报》社长、杂文家赵超构。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3人见面又不免“惊疑参半，面面相觑”，心里都在打小鼓：“我们都是不久前刚刚保护过关的角色，难道又有什么事了？”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不敢多加议论，一切听天由命。驱车去机场的路上，经过复旦大学宿舍门口时，谈家桢要求停车，他下来与传达室的师傅打了下招呼，托他转告家里一声，自己出差去杭州了。及至进入位于江湾的大场机场，登上飞机一看，那情景竟与毛主席专机的照片一模一样，这才猜到可能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心里不禁一阵激动。
飞到杭州已是晚上11点多了，再从笕桥机场乘车到里西湖的刘庄，都已经是子夜了。
关于毛主席的这一次召见，张林岚在其所著的《赵超构传》一书中是这么说的：“高处不胜寒，做领袖的人大约也是最孤独的人，希望不时有个把能够平等相待的朋友，谈天说地，说说闲话。”又说：“在杭州消寒的毛泽东刚刚抓了浙江的反右派运动和党内斗争，松了一口气，很想找二三朋友讲讲闲话，松散一下紧张了很久的精神。随即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上海，用他的专机接赵超构、谈家桢、周谷城3人去西湖玩玩。”
汽车一到刘庄，毛泽东便已经在客厅的门口亲自迎着了。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见面，并打趣说：“抱歉抱歉，半夜将你们找来，耽误你们睡觉啦！”
刘庄地处西湖丁家山前的隐秀桥之西，号称西湖西山之下的第一名园，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富绅刘学洵之私人别墅，建国后并入附近的康庄、杨庄、范庄而成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此招待所专门用作毛泽东在杭州的行馆，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丁家山，也称康山)，山高约40余公尺，因戊戌七君子之领袖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顶有三间砖木结构之古建筑，为四壁书橱之平房，毛泽东生前爱此环境，就选在这所平房里读书。
他们3人随着毛泽东进入幽雅的小厅，只见窗明几净，陈设古朴，惟中央一张方桌，周围四把软椅而已。宾主4人团团坐了，窗外皓月当空，湖面碧波荡漾，真是清静之极。一支烟，一杯茶，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便纵谈横论，话题涉及生物遗传、逻辑、史学、哲学、文学等等，也不时说些野史轶闻，调节气氛。比如毛泽东问他在湖南念书时的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周谷城一时语塞，他就笑着说：“关公杀了人，四处逃亡，过关时关吏查问他姓氏，他一时情急，只能以手指关，代替回答，从此便姓了关。”听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想教育赵超构办报搞宣传一定要注意克服片面性，分清一个指头与9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成绩，要两点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以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幽默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蓬头垢面，豁唇缺齿，双耳卷曲，瘸脚驼背，满身疥疮……很难看是不？但登徒子却喜欢得着了迷，跟她生了5个儿子，还没个完。”说到此处，他将话锋一转：“你看登徒子对丑媳妇忠贞不贰，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啊，但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赵超构听得频频点头，承认自己所写的有些杂文、评论正犯了这个毛病，确实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讲辩证法。
毛泽东趁机劝导3位学者：“你们以后要走出书斋，经常到下面去走走，多接触工农群众，接受教育。”
据赵超构回忆，毛泽东紧接着还说了句——当时听来，是句笑话，事后才知是个预言式的警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毛泽东邀请3位学者共进夜宵——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晚饭。因为来了客人，所以又特地加了两个菜，大家还都喝了一点酒。
饭后毛泽东谈兴更浓。这回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论争问题，并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主席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发展空间，谁知紧接着到来的反右斗争，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却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己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直抒胸臆：“‘双百方针’贯彻后，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后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又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夜深了，毛泽东起来送客，说：“哦，不早了，你们太累了，请回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如何？”说笑着亲自送谈家桢他们走过临湖的一条长廊，到门口上车。月光下的西湖寂静无声，霜气氤氲中但见楼阁翼然，水湄错杂，诗人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感了，所以就环顾3位学者说：“我们这样的聚会，也可称得上是一段‘西湖佳话’了吧？”大家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与毛主席握手告别。
翌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邀3位共进午餐。事实上那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毛泽东和他的3位客人，席设杭州饭店。“这天，毛主席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谈家桢曾作过这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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