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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头”改变了村庄，“鸡头”使一个镇的村民都富了起来，“鸡头”正带领着当地村民奔“小康”。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据2002年1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在湖南溆浦县低庄镇的25个村，有近千个“鸡头”，而最大的“鸡头”陈某已当上当地某村的村委主任，手下控制着100多名“鸡头”，正在带领当地的农民奔“小康”。
这里所说的“鸡头”，不是动物界的鸡头，就是人们专指的拐带妇女、逼良为娼、强迫妇女卖淫的“鸡头”。正是这样的“鸡头”，短短几年，改变了低庄镇所有的村庄，改变了当地村民的思想。
是什么让“鸡头”改变了当地的村庄？是什么让“鸡头”改变了当地的村民？“鸡头”凭什么能带领当地的村民奔“小康”？
实际上，“鸡头”并无什么高招，也不是因为拐带妇女出外卖淫而见多识广，回到老家后改过自新，靠学来的新技术、新经验而带领当地的村民奔“小康”。他们所有的仍然是把当地的妇女一批又一批地拐带出去，让她们出卖色相，让她们的家庭富裕起来。
可能有人会问，拐带妇女、逼其卖淫是违法行为，时刻都会受到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鸡头”凭什么能长期让出外卖淫成了当地村民奔“小康”的一条坦途？
细究起来，“鸡头”拐带妇女出外卖淫，长期无人管无人问，是其中个由。低庄阳兴村的古月瑞(化名)得知自己的女儿被“鸡头”龚海建等拐带出去而去找龚父要人时，龚父则说：“你们还想报警？我儿带女不是一两口了，你听说谁来抓过他？再说，低庄这么多‘鸡头’，你又听说谁被抓过了？”如此猖狂，城里人可能不信，可龚父说的的确是事实。古月瑞不是没有找过警察，只是警察叔叔要他们每家出1500元的找人费，否则，不予受理。而1500元，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则是一个天大的数字。
因而，警方客观上因经费紧缺而向受害者家属索要经费导致的结果，是对“鸡头”拐带妇女、逼其卖淫等违法之事的放纵，就是这样的放纵，才使“鸡头”更加胆大妄为。
另一方面，许多受害者在担心名誉受损的同时，更担心因上访告状而遭报复，也使“鸡头”更加肆无忌惮。当地带领被害者家属连续四年到省、市、县上访，最终得到的不仅是“像一块石头丢到水塘里，泡都不冒一个”结果的村民张希生，就因一次上访时，上访人群中有过激行为，被当地警方所抓，并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9年徒刑。尽管这个年迈之人曾协助当地警方破获过300多起案件。有此“榜样”，当年随其告状的人不得不绝望，不得不忍气吞声。
就是这样，当地的村民在不少人走过了由抗争到绝望，由绝望到麻木的路后，开始了对“鸡头”给他们带来的现实的认同。而“鸡头”正是抓住了警方的变相保护及当地村民无可奈何容忍的机会，利用经济做杠杆，完成了一个让当地村民“穷变富”的“实践”。并利用农民讲究现实的原始本性，彻底地把当地的村民，纳入到了他们开辟的“小康”之路。
据说，当地有一个寡妇，带领自己的两个女儿到福建两年，回到家即把原来的破草房翻盖一新，女儿双双均整日一身时新打扮，家中的家具也如城里人一般。于是，当地人的思想彻底改变了。他们不再关心其它，而是关心能不能赚上钱，能赚多少钱。前述低庄镇手下有100多个“鸡头”的大“鸡头”陈某，能够当上村委主任，恐怕就是这样的心理使然。据说，由于“鸡头”的作用，村里许多原来穷困的家庭靠女人外出卖淫逐渐富了起来，一些村民便因此由起初对“鸡头”拐带自己女孩心生的怨怒，慢慢变成为后来在有人议论“鸡头”时，替“鸡头”说好话，直到对“鸡头”心存感激。
于是，那里的生育观发生了变化。在一些人眼里，生10个儿子，不如生一个女儿；那里的择偶观也发生了变化。男人找对象，关心女孩的不再是人品，而是看其有没有卖相；那里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男人特别是年轻的男人，已习惯了在经济不宽裕时，鼓动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友去卖淫，而不管戴不戴什么“绿帽子”……
“鸡头”就是这样改变了当地的村庄，改变了当地的村民。
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党要带领人民整体过上小康生活。报告中的小康，笔者认为，指的是通过合法的劳动而获得财富后达到的小康，而决不是像湖南低庄镇那样的“鸡头”带领村民靠出外卖淫奔来的“小康”。但从另一方面看，低庄反映出来的问题，则不容忽视。记得小时侯读马列书时，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照此，一旦“鸡头”们构筑的经济基础，左右了上层建筑，那后果会不会不堪设想。事实上，在低庄，“鸡头”就已进入了我们的基层政权。
据说，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曾坚决地说过，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提建红灯区，就坚决开除他的党籍。而湖南低庄出现的“鸡头”靠拐带妇女出外卖淫、带领村民奔“小康”的事，那里的党政部门和警方为何就视而不见，见而不管？所以，当笔者惊闻“鸡头”正在带领我们的村民靠出外卖淫奔“小康”的时候，不免忍不住要在当地党政部门领导和当地警方的身上，击上一掌，请速对湖南低庄发生的事予以坚决制止，尤其是对已进入到基层政权的“鸡头”，要坚决予以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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