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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业一向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越发展，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要求也越高，对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提出种种疑问和猜测。自去年以来，社会上对于希望工程的实施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猜测一直不断。而与此同时，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进行的改革也在逐项推行。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初开始的“希望工程助学金到农行领”。日前，一段时间以来未对媒体公开发言的青基会打破沉默，秘书长顾晓今、常务副秘书长涂猛接受了本报专访，对于社会广泛关心的六大问题进行了答复。
1从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的比例是多少？它都用来干什么？由谁来监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公益机构一直实行“零成本”的运作方式，即捐款的100%都必须用于捐助对象。至于从收到捐款到发放捐款期间所产生的通联、交通等费用以及工作人员工资都不能从捐款中支取，国家也没有一分钱拨款，所以这部分费用只能靠利息、投资等基金增值来填补。去年4月，中国青基会宣布“将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从捐款中适当提取管理成本的约定制度”。
记者：根据资料显示，国外公益机构可以依照国际惯例，从捐款中提取20%—25%的管理成本。中国青基会现在从捐款中列支管理成本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顾晓今：我们在2002年约定的比例是10%。这个数字是在综合了这13年来推行希望工程的项目管理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与收到捐款总数进行比较，同时考虑了捐赠人的接受程度后提出的。其余捐款则为直接资助部分。比如你捐助出500元，那么其中有50元将作为管理成本，它将保证剩下的450元及时、一分不少地送到受助人手中。
记者：这10%的捐款具体怎么使用？由谁来监督？
顾晓今：用途分为两部分，一是项目管理费用，包括筹资费用、资助项目管理费用、捐款划拨费用等。二是行政办公费用，包括中国青基会的房租费、水电气费、人员工资、办公耗材费用，以及其他非项目管理的差旅费。所有的费用都必须通过财务部门审核支领。此外独立的审计部门每年都会对这些费用进行年度审计。
记者：实行管理成本约定制度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顾晓今：以前我们和其他公益机构一样，实行的是“零成本”运作。这几年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都在上涨，中国青基会在推进希望工程时的工作成本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比如每接受一笔捐款，就要发生1.3元的费用，包括收据印制成本、信封、邮资等；又如，每建一所希望小学，都要发生选点、考察、监察等费用。仅这部分项目管理费用的负担就非常沉重。这是促使我们下定决心以约定制度的形式列出管理成本的原因。
记者：为什么不从希望工程一开始就实行这项制度？
顾晓今：早在1993年，我们曾经向有关部门申请将捐款的5%左右列为管理成本，但是未获批准，因为担心老百姓不接受。1993年尚且如此，就不用说希望工程开始的1989年了。当时开展公益慈善事业难度很大，而中国老百姓做善事的普遍想法是：捐出100元，恨不得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那时你如果提出捐款中的部分不能给孩子，要拿来当管理成本，捐款人肯定不会答应。
2还会不会用捐款进行投资？以前的投资收入怎么用？
自去年以来，“公益机构能不能进行投资”一直是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当年中国青基会的投资行为依据：一是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七条：“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
但是只要是投资就有风险，一旦出了风险，公益机构面临的社会压力必然远远超过普通的商业企业。
记者：如果说以前中国青基会是因为“零成本”运作的问题而不得不投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青基会还有没有再投资？
顾晓今：其实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公益机构投资。我们第一考虑的就是投资资金的安全，尽可能地将投资风险降低，此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专业的公司和人员进行操作。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国青基会在最近三四年中都没有进行新的投资。
记者：基金每年产生的利息是多少？以前的投资涉及哪些方面？
顾晓今：利息不多，每年只有十几万元。投资则主要是物业、房产以及一些公司的股票，它们产生的增值支撑了青基会这10多年来的管理费用。
记者：那么现在这10%的管理成本能不能完全替代以前的投资收入？
顾晓今：由于2002年刚开始实行从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的公约制度，实际上我们能够和捐赠方约定的比例达不到10%，因为有的捐赠方还不理解这个公约制度。即使达到了10%，估算下来大概也只能负担中国青基会年支出的80%左右，剩下的20%同样要靠以前的投资收入来解决。
3捐赠专用收据能规避哪些问题？国家审计部门有没有进行专项审计？
2002年底，中国青基会发布了一条消息：从2003年1月1日起，希望工程将启用由财政部统一样式、统一监(印)制的新版捐赠专用收据，全国希望工程实施系统最晚将于2003年7月1日使用统一的新版捐赠收据。消息还说，捐赠人持捐赠专用收据，可以到税务部门办理退税手续。目前国内使用统一捐赠收据的，它是惟一一家。
记者：启用新版捐赠收据是要规避哪方面的问题？在使用旧版收据的10多年中，出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顾晓今：2001年浙江温州一所“电信希望小学”在投入使用仅一年后，楼顶即多处出现裂缝，媒体纷纷报道“希望小学成了豆腐渣工程”。但我们派人调查时却发现对方的捐资行为根本没有通过青基会系统，后来这所冒牌希望小学被摘牌。类似的事件去年江苏丹阳也发生过。这些事情本来和中国青基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希望工程”的缘故使我们面临的媒体和公众压力非常大，而且它给希望工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
以前在调查此类事件时，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的收据不一样，在鉴别上存在一定困难。使用新版统一收据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先查捐赠收据。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中国青基会该承担什么责任就会承担什么责任。此外由于新版收据是全国统一的，所以财务部门能在较短时间内查出希望工程总共接受了多少捐款，加强了对希望工程捐款系统管理的力度，有利于财务审计和公众监督。
记者：去年3月，中国青基会曾申请国家审计部门进行专项审计。很多人都想知道，专项审计有没有进行？结果是怎么样的？
顾晓今：为了对所有关心希望工程的社会公众负责，去年3月中国青基会向国家审计部门提出，对希望工程捐款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目前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审计结果还没有出来。
记者：除了专项审计之外，中国青基会还宣布“拟邀请国际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年度审计”，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顾晓今：我们原来一直有这个计划，因为近年给希望工程捐款的外国大公司、大企业越来越多，它们向我们提出，希望能邀请国外审计机构对捐给希望工程的善款进行审计。但是后来我们与国外审计机构接触时发现，目前我国一直没有建立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如果邀请国外审计机构来审计就会遇到没有制度可依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仍采取原有的年度审计方法，由国际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年度审计的计划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实行。
4“助学金由银行发”是否是国家强制措施？原有的发放过程存在哪些“管理盲区”？
从希望工程1989年实施后的13年里，如果你通过中国青基会捐助失学儿童，助学金都是以下面这个模式发放的：由中国青基会下拨到省级青基会，再到市、县级希望办，然后通过政府的教育经费下拨渠道至乡镇教办，再分发到学校，最后才能到受助生手中。
一位公益机构研究专家认为，在十多年前这样的捐款发放程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安全”，因为这样多层次级发放方式令人觉得捐款多了几道“保险”。但是随着希望工程实施规模的逐渐扩大，这种多层次、跨系统的放款方式效率低、监控成本高的弊端也显露出来。2001年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就是这种弊端的体现：一位乡镇教办干部将几千元助学款据为己有，还以受助生的名义写出多封假信欺骗捐款人——此事被《南方周末》率先披露后轰动一时。
记者：“助学金由银行发”彻底改变了沿用13年的放款方式，很多人都关心这是不是国家强制要求？中国青基会是否被剥离出了放款程序？
涂猛：恰恰相反，改变助学金发放方法不是国家有关部门的强制要求，而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假信事件”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变助学金发放方式，因为以前的中间环节太多，不仅有可能造成发放延误，还容易出现贪污、挪用助学金的情况。2001年底我们专门派人到各地进行调研，发现在很多边远山区农村小学老师的工资都是由农业银行系统发放的，因为农行在农村地区的网点最多。调研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和中国农业银行协商此事。所以说中国青基会和中国农业银行是合作关系，不存在“剥离”一说。
记者：有读者注意到，中国青基会在实行新的放款方式时说这是为了“消除管理盲区”。承认自己有管理盲区对一家公益机构来说并不容易，这个盲区指的是什么？
涂猛：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盲区就是“假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以前的助学金发放到了县级希望办后，还要通过政府的教育经费下拨渠道发放，“假信事件”就发生在乡镇教办往学校放款这一环节。
这种跨系统的资金下拨，监控难度和成本都很大。所以我们决定改变以前的方式，因为我们必须对捐款人和受资助的孩子负责。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假信事件”是普遍现象，绝大多数青基会基层工作人员都是非常认真地为救助失学儿童辛苦工作的。
记者：那么这次改变助学金发放方式，能解决及时发放问题吗？它有没有可能被冒领？
涂猛：在实行新放款方式前，我们在云南、贵州、内蒙古等边远山村，试行了助学金直拨。助学金从北京拨出后48小时内，几百名受助生就到农行取出了钱。
按照我们与农行的协议，今后接受捐助的贫困生，每人都会得到一张希望工程助学金存折，上面有受助生的姓名。每学期开学时，中国青基会都将把助学金直接汇入受助生的户头。农行会核对我们提供的名单和受助生的相关证明，再发放助学金，以保证助学金不被冒领。
5三年前为何要结束“1+1助学行动”？三年后为何要启动“希望工程助学行动”？
1999年，中国青基会提出在2000年以后对希望工程的工作重点进行“战略转移”，不再进行大规模劝募活动，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目光的“1+1助学行动”也因此画上了句号。此后，中国青基会陆续推出了希望网校等资助项目，但是无论在规模还是老百姓关注度方面，都远远比不上“1+1助学行动”。
2002年4月，中国青基会宣布启动“希望工程助学行动”，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贫困家庭的大、中、小学生完成学业。
然而在普通人看来，这两个助学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中国青基会重新启动了助学行动，可是1999年为什么要结束“1+1助学行动”？
顾晓今：1999年中国青基会宣布实施工作重点战略转移，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按照国家的发展计划，到2000年要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目标，所以一直针对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现象的希望工程工作重点也就需要做出调整。
记者：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是当时的徐永光秘书长吗？
顾晓今：不是。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经过仔细研究和审慎考虑后，集体做出的决定。
记者：那为什么三年后又会重新启动新的助学行动？它和以前的“1+1”有什么不同？
顾晓今：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有关部门在经过调查后认为，尽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4000多万贫困家庭的学生需要资助，其中大部分在中西部贫困农村。这是我们重启助学行动的原因和目标：协助政府帮助这40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至于“1+1”与它的区别主要是资助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针对的是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经过多年努力，到1998年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比例已经成功降到了1%以下。而后者资助对象则是农村家境贫困但学习优秀的“希望之星”，包括大、中、小学生，以后还准备扩展到研究生领域。
6青基会为什么保持沉默？去年募捐计划完成了吗？
去年初中国青基会制订的募捐计划是6000万元，如今这一年已经过去，6000万元的计划完成了多少呢？
记者：我想去年中国青基会过得并不容易，很多人想知道募捐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顾晓今：去年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的确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坦白地说，到去年6月底，我们只收到了1800万元的捐款，当时我们以为这一年能完成3000万就不错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到年底我们完成的募捐任务还是超过了6000万。具体数字要等待审计部门审计后，才能向外界公布。
记者：上半年只完成了1800万元，下半年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增长？
顾晓今：主要是“希望工程助学行动”吸引了很多大的捐赠单位，此前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比如摩托罗拉、可口可乐、朗讯等，在“1+1助学行动”阶段就与我们有多年的合作，并一直希望能够继续给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更多的资助。
重启助学行动后，他们捐助了大笔的资金。此外一些国内厂家也有许多大额捐款。是大家的信任使我们终于完成了2002年的募捐计划。
记者：感觉上去年的中国青基会沉默的时候居多，为什么？经过这一年让您有什么感受？
顾晓今：去年我们的确说的不多，但是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认真扎实地做工作，并且根据新的环境完善工作制度和项目管理。
另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生来完美的，中国青基会也将继续施行一些新的举措，对以前工作中出现的不足进行修正和完善，继续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验。(曾鹏宇)
-背景材料
青基会2002年至今推行的改革措施
1.2002年4月中国青基会宣布，将参照国际基金会运作惯例，建立从捐款中适当提取管理成本的约定制度；
2.从2002年开始，拟请独立的、权威的国际审计机构对中国青基会财务收支进行年度审计；
3.在1999年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进行“最后一轮劝募”的三年后，中国青基会于2002年宣布重新推进“希望工程助学行动”；
4.从今年1月1日起，经国家财政部批准，启用希望工程捐赠专用收据，中国青基会因此成为我国惟一一家使用专用捐赠收据的公益机构；
5.从今年起，中国青基会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所有希望工程助学金都将通过农业银行直接划拨给受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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