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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中华诗歌的主要发祥地。在先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国风》160篇有95篇是中州作者的作品。秦汉时期的乐府民歌中，代表当时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内容主要反映了中州区域的民风民情。在魏晋南北朝一批特殊的诗人群体中，代表人物大多是中州或与中州有关之士。如“三曹父子”写于河南的《蒿里行》、《七步诗》等作品，首开文学史上的“建安之风”；“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阮、应皆中州名士，诗赋兼长；“竹林七贤”中有阮籍、向秀、阮咸、山涛四人是河南人，主要活动于太行山一带；“蔡氏父女”中的蔡文姬，更以《胡笳十八拍》等成为历史上一位著名女诗人；“谢氏家族”的前后多人中，谢灵运留下了《登池上楼》等名作，谢首倡的“永明体”不仅开创了山水诗的新局面，而且讲究平仄对仗、音韵和谐，开了我国近体诗的先河。庾信的诗可以说是唐诗绝句的先声。而杰出的诗论家钟嵘，更以《诗品》成就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论专著。
唐代乃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中州诗坛尤其群星璀璨。初唐沈期、宋之问的“沈宋体”，对近体诗的形成贡献巨大。盛唐元结主张“救时劝俗”，为后世杜甫所推崇。岑参、高适是“边塞诗派”的主要代表。崔灏的一篇《黄鹤楼》，曾经使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中唐倡导“不平则鸣”、“陈言务去”的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功勋卓著，在诗歌艺术上也成就非凡。白居易以平易流畅的诗风倡导“新乐府运动”，其《白氏长庆集》收诗三千，独占唐代个人创作数量之鳌头。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风格、理论上互为接近。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以唱和作品成就最高。李贺诗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语言绮丽，在唐诗中可谓别具一格。晚唐李商隐，作品意境朦胧瑰丽，比兴取象多彩多姿，尤其“无题诗”成为全唐诗坛的绝响。诗坛巨擘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不仅在思想上痛切时弊、忧国忧民，在艺术上浓厚凝重、炉火纯青，而且使七律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被称为“诗圣”。浪漫主义“诗仙”李白的诗歌创作，也与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另一种文学形式的词，中唐以后开始发达，中州诗人也逐渐用之进行创作。如韩的《章台柳》，王建的《调笑令》，刘禹锡的《忆江南》、《竹枝词》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被称为词中圣手的李煜，国破家亡被掳之后，在汴京写下了《浪淘沙》、《乌夜啼》、《虞美人》、《破阵子》等名作，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伟大的词人。
到了北宋，中州再次成为中国诗词文化的中心。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贺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曹组的“门外绿荫千顷”等名诗名句，传颂一时。苏轼、秦观、王安石等词坛大家，也主要在河南创作出重要作品。岳飞的《满江红》，则将南宋词坛上的爱国主义旋律高奏入云。陈与义、韩元吉、史达祖等人的作品，也为中州词坛增辉。
金元时期的元好问，诗学杜甫，词宗苏辛，一生中的主要活动都在河南，并且编辑有《中州集》，对中州文坛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明清，李梦阳、何景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侯方域、李绿园也各自编有《四忆堂诗集》、《绿园诗抄》，但已经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副业”——中州诗坛与全国诗坛一样，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主要就是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先秦以下，中州诗坛代有名作、名家。尤其唐宋，河南籍或主要生活在河南的诗人、词家更是层出不穷。所谓“逐鹿中原”，并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诗歌艺术领域也曾经创造过无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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