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辛店医院的109名医护人员正式走上了治疗“非典”的第一线，他们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带着对患者的责任，带着美好的期待走上了那样一个神圣的岗位。
其实，在北京的多家医院里，有很多“天使”都被隔离在家人之外，为“非典”患者能早日康复而辛勤地工作着。漂亮护士俯身为重症患者吸痰
见到佑安医院的护士小王时，她身着严密的防护服，正在俯身为一名重症患者吸痰。今年26岁的小王，身材修长，是个漂亮姑娘。2月6日做完婚检，原打算4月份春暖花开时举办自己的婚礼。然而，3月初突然接到命令，到感染科护理“非典”病人，爽快的小王没有丝毫犹豫，跟未婚夫打了个招呼就上岗了，而且一干就是一个月，每天几乎都是早八点上班晚八点下班。院领导为了照顾她们，特意安排每天6小时工作制，但为了病人，她和她的同事几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直到现在，未婚夫仍在期盼着她哪怕腾出一点点时间一起去领结婚证。可不善言辞的小王只是隔着口罩对我说：“等到我们战胜‘非典’后，我再结婚，那样我会感到更加幸福和欣慰。”
战斗在“非典”病区的小王不得不推迟婚期了。
五旬护士一天推1200公斤氧气
护士赵大姐正在费力地向病房推着氧气瓶，因为有呼吸窘迫的患者正在用着呼吸机，因而氧气的用量就特别大。赵大姐告诉我，为了有效地避免疾病传播，减少更多的人进入病区，护士承担了更多工作范围以外的工作。一桶氧气重60多公斤，一天就要推20多桶。为了保证患者的营养，年近50岁的赵大姐如今又学起了营养配餐，她每天根据患者的病情，一一征询病人的意见，逐个给他们订餐，遇到正在吸氧的病人，她还要一口一口地给病人喂饭……
冒险工作她们只为不辱使命
突如其来的“非典”正在考验着这些年轻的白衣战士。
“非典”病人的治疗要求非常严格，100毫升一瓶的液体，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里为患者输完，护士就要坚守在病房里严密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有的病人输液治疗要到深夜才完成。激素治疗的患者房间，一天要进行多次消毒，一方面保护病人，同时也防止病菌传播，护士的纤手被消毒液泡白了、脱皮了，脸和暴露的皮肤被紫外线灯照红了，起了皮疹。为病人做雾化吸入、打针、发药、吸痰、拍背，这一切都要求护士要面对面地和病人接触，她们没有退缩。
孙焕琴护士长告诉我：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虽然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大家很勇敢，配合得也非常默契。因为我们捂得很严，所以只能靠眼神、动作体会彼此的需要。我们惟一的信念就是，早日控制“非典”，不辱白衣天使的使命和责任。
60名非典患者转至长辛店医院又有109名医护人员走上反击非典一线
从昨晚开始，北京长辛店医院正式陆续接收来自宣武、人民、中日友好、北大等医院转来的60名“非典”患者。
市政府刚刚确定了6家专门治疗“非典”的医院：北京胸科医院、佑安医院、地坛医院、协和医院西院、煤矿总医院和长辛店医院。长辛店医院接到收治“非典”患者的任务后，专门拿出一周的时间，对全院的病房、门诊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并建立了污染区、半污染区，同时政府部门投入近千万元为医院紧急配置了血器、呼吸机、生化仪等仪器设施。此外，还专门从302医院、佑安医院请来专家为医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同时，长辛店全地区还建立畅通的信息网络，发现疫情可疑病例及时报告，及时隔离。
长辛店医院组织了109名医护人员走上防治“非典”第一线，除此之外，该院还从其他20多家医院调来专家、医护人员投入到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一走进这场战争，就意味着这些医务人员要面临着一两个月不能回家的情况。为了保证一线医务人员能安心工作，政府部门规定，他们家里有什么困难，都由社区居委会包户，为一线医务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一线医务人员的家属单位由街道办事处召开专题会，落实家属处理家庭问题时工资、奖金等不受影响。
深处险境的妻子累哭了
我的妻子就在治疗“非典”的第一线工作。对这一点至今我都难以置信，因为我没料到这么可怕的巧合竟会落到自己头上。
早上她还像往常一样洗漱、吃饭，然后骑自行车上班，下午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接管的一个病人疑似非典，医院安排她隔离。那是4月7日，到今天，我们已有整整半个月没见过面。
隔离前她恰好在读一部法国小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几乎原样复制了书中的情节。在小说开头，主人公里厄医生把妻子送上火车，因为她要去外地养病。不久，医生所在的城市就因流行性疾病暴发被封闭起来，两人失去了联系，直到将近一年后疫情结束。
我的医生妻子被隔离时，我也正要出差。作为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但这次，我的心情则格外的复杂。妻子是第一次读这本书，而且只读一小半。而我早已熟知故事的全部：到结尾城市重新开放时，里厄医生得到了妻子去世的噩耗。我庆幸她还没有读到这里。
当然，非典的严重性远不及小说家笔下的恶性传染病，它得到控制的时间也远不用那么久，即使不幸被传染，出现严重后果的概率也要低得多，但是要想让作为当事人的我除掉心中的恐惧和忧虑，实在不容易。
我不希望妻子知道我的担心，那会削弱她的信心。现在我之所以敢把这些写出来，是因为我清楚，处在隔离中的她没机会也没精力看到这篇文字。万一她看到了，我也希望她能明白：生活与小说毕竟是两码事，我们没那么倒霉。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里厄夫妇进步得多，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随时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这实在说不上幸运。“我们医院有五个护士发烧了。”这是她4月9日晚给我发的一条手机短信。有生以来，我还从没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样可怕。
10日，她说：“医院里不接触非典的人都不住宿舍了，整个楼都快空了。”这条短信让我心里一阵酸楚。他们那幢宿舍楼有6层，每层30多个房间，原来每间房住三四个人，而现在她却孤零零地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
11日是她最艰难的时候。那天周五，有确切消息说下周一他们医院将把她所在的急诊内科病房改为非典专用病区，她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申请调到其他科室，要么留下来每天和非典患者接触。“我怎么办？”她问我。其实她有理由离开，因为她并非呼吸疾病和传染病的专业医生，这么重要的工作应该让专家来做。而我，自然盼着她尽早远离传染源。可是她十分犹豫。最后我都急了：“有什么好犹豫的？要么走，要么留，你决定。”她在电话那头哭起来，责问我：“你怎么这种态度？”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很内疚。过了一会儿，又打过去向她道歉，然后说：“要我决定，我还是首选让你离开。但是情况究竟怎样你比我清楚，你怎么选择我都支持。”14日，她正式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5名专治非典型肺炎的医生之一。
妻子现在还没有出现异常，但她还身处险境之中。昨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又哭了，当然除了累也没更多缘由。“就是想哭。”她说。
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她，这两天北京又凉了，要多穿点衣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