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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六十年前的日记现身成都博物馆。日记中记录了张大千借钱度日、与朋友饮酒烂醉如泥等生活片断，还首次为一桩一直在敦煌学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公案提供了最新最有力的证据。据成都媒体报道，成都博物馆专家认为，这是在祖国大陆首次发现的张大千日记，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该馆字画研究人员近日在鉴赏一批张大千手稿时，偶然发现了这一日记手稿。据手稿的原所有者田先生回忆说，这些手稿和日记是一九五三年春在成都人民商场附近的一个旧货摊上买的，去年搬家时在阁楼里又翻了出来。
一九四四年左右，张大千的字画可以说是“一字千金”，在常人眼中，他应该随时可以锦衣玉食。可张当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曾向当时的“中央银行成都分行”经理借钱四十万元。在另外一篇日记中还提到向当时成都的“和通钱庄”老板借钱的经历。
后人传说张大千酒量大，从没有人能将他灌倒，可日记中记载，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他饮酒时被灌得烂醉如泥。
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成都防空演习的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日军入侵给成都造成的兵荒马乱的景象。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千邀请著名的书画家谢稚柳到甘肃整理、研究敦煌壁画。五十年代，谢稚柳出版《敦煌石室记》，此书被公认为研究敦煌学的经典著作，但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了该书“知识产权”的争论，有人认为此书是张大千的研究成果，谢稚柳这本书“纯系抄袭”。由于张大千对此争论一直保持沉默，外人也无从得知其真实情况。这次发现的张大千日记“十二日(三月六日)今日为三嫂生日，事多，尧未设供。午后君墨来。又得稚柳书云石室记即将抄毕。”，其中“又得稚柳书云石室记即将抄毕”，使研究人员认为，《敦煌石室记》很多内容“抄录”了张大千在敦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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