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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5月7日电---从北京地区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解放军302医院医护人员率先投身于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作为一线救治人员，感染一科主治医生姜天俊在近两个月的“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亲身经历了首批“非典”患者的救治过程。他的妻子、刚刚从国外进修归来的护士赵玉荣，也在特护病房护理患者时被感染。
人类历史上，能让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月内3次向全球拉响警报的疾病并不多，而这次突然袭来的“非典”便是其一。记者将姜天俊医生的手记整理成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大军队医护人员忘我奉献的一幕幕，看到人们是如何勇敢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
3月5日：3名“怪异”病人转入医院
16时，感染一病区的医务人员像往常一样进行常规查房，处理一些回报的化验检测结果，谁也没有料到很快将有一件大事在这里发生——
16时10分，科主任赵敏把作为病区主治医师的我叫到办公室，说某医院将有3名怀疑“发热待查”的“怪异”病人转来我区，怀疑是“非典型肺炎”，需要马上腾出病房来。我二话没说，立即去现场协调。10分钟后，病人送到，2名用平车推着，1名被搀扶着，看样子病情都相当危重。大家迅速行动，完善相关检查，提出初步治疗方案。由于各项工作均需重新安排，大家工作到很晚，23时10分，我才收拾停当回家，真有点累。
3月7日：一名重症患者去世
一名重症患者去世了，这给大家的打击很大，情绪有一点低落，也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从致病原上来看，我认为这绝非“衣原体”所为，也绝非普通意义上的“非典”，其中肯定“躲藏”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家伙”，只是人们尚未看清它。这个“病”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应尽快给广州的同学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广东同行的一些看法和经验，毕竟这种“非典”是广州最先报告的。
3月11日：两名护士出现“非典”症状
昨天下午，实习护士小王、小刘相继出现高热，伴头痛和全身酸痛，我心头一惊，“魔鬼终于露面了！”
我马上把她们收入病房，以最快的速度查体、检验。结果出来了：白细胞不高，胸片异常。证实她们已感染了“非典”！大家都很着急，也有点儿恐惧。
为了找到“非典”的病原，抓住元凶，基础研究部门要求取患者的口咽部分泌物。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谁都知道急性期“非典”患者的传染性最大。由于这不是我们一线大夫的份内事儿，大家不太情愿做，而非临床的研究人员又因隔离需要，无法进入病房，但这事儿又不能不做。看来只有我来了，使劲拉了拉自己头上的防护镜，又加戴了一双手套，我冲进病房。24例患者的咽拭子及漱口液标本收取完毕，送到了研究人员的手上，他们感激万分。
3月12日：更坏的事情发生了
更坏的事情发生了。又有几名医护人员相继染病住院，整个病区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平常熟悉的一切突然变得如此可怕，如此不可捉摸，仿佛空气中都漂浮着“面目狰狞”的“非典病毒”。病区的2名进修大夫也撤离了，只剩下周治平副主任、我、谢杨新医生和闫惠颖医生，王医生在外出差。我们该怎么办？下一步会是什么局面？
一次查房，年轻的谢杨新医生问我：“姜医生，咱们还能坚持多久？”“坚持就是胜利！人在阵地在嘛！”我把脸转向一边说，此时眼圈已经湿润。“对，最终我们肯定能够胜利！”小谢说。也奇怪了，这些电影里的台词我俩说起来一点儿都不觉得夸张，而且感到非常自然。
就这样，我俩相互鼓励着，尽快完成了诊疗工作。由于病人一天天增多，医护人员又急剧减员，班次几乎每天都有变动，倒下了一个工作人员，下一个又勇敢地顶了上去，惨烈而悲壮！
毛学军代理一病区护士长，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赢得了大家好评。当时护士少，工作量大，外边抽调的护士又急需培训，这无疑增加了工作负荷。
3月13日：党支部书记成了“运输工”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虽然伙伴们倒下了，但仍在战斗的同志依然临危不惧，勇往直前。我想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政治协理员楚文剑和临危受命的医务部副主任周先志。
楚协理员是我科的党支部书记，年龄最大，军龄最长，平常话不是很多，大家都把他看成平易近人的老大哥，收治“非典”患者以来，他和我们一起吃盒饭、住隔离区、战斗在病房。
由于“非典”严重的传染性，由于“病人”和“我们”都要绝对隔离，许多保障物资的传递便成了大问题。协理员二话不说，每天一大早就穿戴整齐扮起了“运输工”的角色：饭来了，他用小车送到每位患者床前，询问是否可口，然后再与食堂协调，俨然一个“大师傅”；同志们累倒了，他深入病房安慰；谁家里有了困难，他亲自联系解决。今天突然发现：我们竟然忘记给协理员预防用药了，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他是冒着更大的危险工作！我们埋怨他“太积极”了，他说：“平常讲一千道一万，不如关键时刻咋表现。啥是‘三个代表’？危难时刻坚守阵地就是最好的代表。再者，我是个父亲，看着平常活蹦乱跳、和我孩子一样大小的你们，因救治病人纷纷累倒，心里难受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有几次梦里醒来，我都泪流满面！”
协理员的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战的医护人员，大家感到心中有了支柱。
刚刚国外考察归来的周先志临危受命，代理感染一科主任，他顾不上旅途的辛劳，迅速融入“一线”，这使我们更加有信心了。周主任是我们一科的老主任，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很了解他。他业务一流，为人诚恳，大家跟着他放心。查房时，虽然他是医生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但与患者的距离他总是最近的。他经常劝我们、甚至命令我们多休息，可他自己却一天都没停止过工作。为了修订方案，调整治疗，加班到深夜，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曾几次便血、晕倒，偷偷服点药又继续和我们一起奋战。一名患者病危，23时30分才休息的他凌晨又赶往病房。我问：“周主任，您怎么又来了？”他说：“反正天快亮了，也该起床了。”我抬头看看墙上滴答作响的钟表，刚好凌晨4时10分。
是啊，千斤重担落在肩头，在周主任那里，天也许早该亮了！
3月14日：危难时刻我们常常感到温暖
晚查房时，我发现一号病房的患者未吃晚饭，我问为什么，她说没口味，特别想吃一些榨菜和浓一点的稀粥，时间已经晚上7点，食堂肯定下班了，怎么办？找协理员吧。楚文剑协理员得到消息火速跑到食堂协调，请他们加班熬粥；同时我在超市买来了3包不同口味的榨菜。当气喘吁吁的楚协理员看到患者喝着花生大米粥，沧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问协理员怎么如此满意，他说：“讲真心话，我不懂医，无法在医疗上给你们帮助，但在其他方面我一定要冲在前面；当看到你们一个个因救治患者而累倒，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缓解我内心的焦虑。假如能够交换的话，我宁愿自己病了，来换回你们这帮孩子。”我无言以对，心中回想着周先志主任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有楚文剑这样的协理员是你们的福分啊！”
王冶、赫兢、聂为民3位大夫相继从别的岗位返回科室，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作战力量。领导对我们科室这样重视和关怀，让我们每一个人倍感温暖。
3月15日：凌晨，内线电话急剧响起
凌晨4时18分，内线电话急剧响起，刺耳的铃声惊醒了我和妻子。住院总医师范荣在电话里说，25床患者呼吸急促，随时有死亡可能。放下电话，我迅速起床，披上衣服冲向门外。临走，妻子声音哽咽地喊了一声：“千万小心呀！”
跑在路上，心里酸酸的，因为妻子知道我这几天太累了，昨天夜里是12点以后上的床，而且抢救非典患者是最危险的。但一想到患者的生命，这一切都不在话下了。
来到病房，迅速换上防护服。患者已经点头呼吸，心跳微弱，需要马上采取心内注射等一系列抢救措施。为“非典”临终患者做心内注射是一个技术性强、危险性大的工作，身为病区主治医生的我责无旁贷，已顾不得多想，迅速顺利地实施了这项操作。
凌晨6时10分，患者病情急剧加重。不轻言对生命的放弃，是我们医护人员职业守则。我们想方设法做了最后的努力，还是没能留住患者生命。大家心情沉重。不过，我们的努力，为今后对“非典”这一未知疾病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3月16日：熟睡中，妻子摘掉了我的口罩
考虑到潜在的传染性，我打算离家隔离，妻子坚决不同意。睡觉时我还是带着厚厚的口罩，午夜醒来却发现口罩不翼而飞，而妻子却戴上了自己的口罩。她宁愿自己憋着，也不想让我氧气不够。我含着眼泪问妻子为何搞这“小动作”，她淡淡地说：“明天你还要去战斗，必须保证良好的休息才行。”
不久，妻子所在的病区也开始收治“非典”患者。领导考虑把我们夫妇调离一个，妻子说：“危难中的病人正需要我们，这时候离开不合适，过段日子再说吧。”有好心朋友劝妻子趁着自己刚从国外回来，英语又好，干脆换个工作。妻子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更何况一名军人呢！”
妻子的身材属于“柔弱型”那类，穿上防护服，却显得“笨重”了，然而工作起来，她照样异常敏捷。妻子不擅言辞，却极富爱心，家里养的小金鱼她都给起上可爱的名字。给金鱼们“开饭”时，她总是“叮嘱”让“小的”先吃。在病房，她给予患者尽量多的关爱。一名刚刚失去亲人的“非典”患者极度恐惧，无法入眠，服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妻子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深入病房为她做心理治疗，直至惊魂未定的患者安然入睡。这名患者出院时对妻子说：“是您让我领悟到了白衣天使的真正含义。”我问妻子“不怕吗？”她说：“面对患者孤独无助的眼神，怕也得去呀，谁让咱是白衣天使呢！”
妻子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很渴望有一个可爱的孩子。“非典”战役开始前，我们已经作了将近半年的准备，战斗打响，我们的一切计划都付诸东流。妻子很焦急，但她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起过，用她的话讲：“舍小家、为大家，是咱们军人的传统。”她还笑着说：“等我们胜利了，有个小孩就叫‘胜典’吧！”
4月9日：去某医院会诊
今天，去某医院会诊46名“非典”患者。穿上厚厚的隔离衣、带着厚厚的口罩，楼上楼下跑了不知多少遍，明显气不够用，不时出现缺氧症状。接待的曹主任说：“姜医生，体力还能支持吗？要不一些症状轻的先别看了？”“不，还能坚持，既然来了，就与每一位患者见个面，别让他们失望。”
4月21日：妻子哽咽着说，我发烧了
经过47天的战斗，今天，我迎来了第一次“下线疗养”。上午9时，在楚文剑协理员的带领下，我们“非典”一病区的工作人员出发了，大伙儿都很高兴。这是怎样的47天啊！穿着厚厚的隔离衣，捂着层层口罩，戴上防护镜的我们几乎与世隔绝了。一路上，大家都把脑袋伸到车窗口，贪婪地享受着这美好的阳光和醉人的新鲜空气。
“哇噻，已经有人穿裙子了吔！”爱美的护士小姐们欢快地喊着。“自由的空气真好”，我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是哪个名人说的来着？
中午到达休养地，午餐后休息，大伙儿都盘算着如何给自己放松，是先打球呢？还是先游泳？下午3时左右，我的手机响起，妻子哽咽着说：“我发烧了，浑身酸痛，头痛，关节痛，咳嗽，难受着呢，不会是被感染了吧？”尽管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早已经做好了随时被病毒感染的心理准备，但妻子仍然难以接受自己被感染的事实，毕竟，我们知道，一旦染病将意味着什么。“有鼻塞、流涕吗？”我在手机里拼命喊。“没有。”“完了！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我的心一下子掉入无底深渊。作为收治北京地区首批“非典”患者的主治医师，我深深明白，“妻子极有可能已经被病毒感染了！”
“别怕，也可能不是，你简单收拾一下，马上去病区输液，我立刻返回。”一边安慰着妻子，一边冲向马路，拦了一辆出租车，奔向医院。
4月24日：妻子住进了自己工作的病区
在妻子病房的左右隔壁房间，也分别住着两名“非典”患者，巧的是他们都是妻子值班时一手收进来的，现在均已进入康复期。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妻子感慨万千，一方面为他们的痊愈而高兴，一方面也为自己的病情而担忧。我每天去病房看她、鼓励她战胜病魔，也让她略感安慰。病痛好一些时，我们谈其他患病的同伴。我说：“小吕这两天病情有点反复。”“那你快去看看她吧，我这里问题不大。”
我们的父母、家人都打来电话，问身体状况如何，我说：“没事，挺好的，放心吧。”放下电话，我默默祈祷：爸爸妈妈，姐妹兄弟们，原谅我们这善意的谎言吧，只是不想让你们过多担心，作为军人、党员和白衣战士，在这危难关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前进。等战胜了“非典”，我们一定尽快回家看你们。
4月25日：妻子想吃“肯德基”快餐
由于严重的胃肠道反应，妻子食欲很差。有一天她说：“我想吃点肯德基，你能抽出时间去买吗？”我使劲点点头，“有，有的！”亲爱的，你就是要星星，我也会爬到天空中去摘啊！因为，你是我的骄傲！我一边走，一边想，已然是泪流满面。
4月27日：妻子说，“非典”患者越发需要坦然面对
感染“非典”的妻子非常难受。但怕我过分担心影响工作，每次去看她，她总是表现出相当的坚强，总说“还好，看来没有恶化”、“我想是控制住了”等等。作为医生的我十分明白，“非典”病程没有超过14天，都有随时恶化的可能。妻子有多年良好的心理护理经验，加上国外两年现代护理理念的学习，我想她最懂心理因素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妻子说：“这些天来，社会上的‘非典’恐惧症越发明显，我想这也不可两极化了，麻痹大意要不得，过分恐慌也不可取，这不利于战胜‘非典’，也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我想，妻子所讲是对的。
……
5月7日，记者获知，姜天俊的妻子赵玉荣已经度过疾病期，已经出院，在家休养。解放军302医院收治的首批患者全部康复出院。15名在救治患者过程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完全康复后又重返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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