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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病毒变种很快，绝不可以放松和轻视。我们是在和病毒赛跑啊！”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卢煜明言辞恳切。
尽管香港短时间内在“非典”研究方面有了多项突破，但是研究发现，引发非典型肺炎的冠状病毒可以在不到2周内因基因突变而产生新变种，为此香港科研人员始终坚持不懈，争分夺秒探求救治良策，以科学的力量顽强阻挡着病毒的进攻。
3月初，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沙田威尔斯医院发现了首例“非典”病人，之后又出现医护人员在救治过程中集体感染的事件。为寻找“非典”病毒源头，中大迅速成立跨学科研究小组，由30多名生物化学、化学病理、病毒学、免疫学等方面专家组成。
据卢煜明介绍，研究小组成立后24小时运转，在首例“非典”死亡个案出现不到一个月，就发现病毒源头与“副黏液病毒”有关，并利用猴子细胞反复试验，最终确定部分病毒属于副黏液病毒科的一种；4月中旬，研究小组成功破解了冠状病毒基因密码部分排序，并提交世界卫生组织，香港与加拿大、美国一起，在全球最早取得了这项科研成果；5月7日，中大宣布，试验表明血清治疗“非典”成功率高；5月8日，中大研究小组成功破译“非典”病毒变种规律，这将有利于“追缉”变种病毒，找出有效治疗方法。
与此同时，长期进行“突现病学”研究的香港大学也取得巨大进展。在“非典”出现后不久，港大就成功培养出“非典”病原体，并确定这是一种全新病毒；3月23日，几乎与美国同时提出报告：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能是真正的元凶；4月底，在研制出简单而准确地分辨“非典”病毒的方法——血清快速测试法后的第五天，港大医学院又很快研制出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的基因测试法；4月16日，港大宣布完成该病毒的基因排列，并发现病毒来自动物，这为日后研发疫苗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中大研究小组中担当重任的卢煜明1997年从英国回到香港，在中大医学院创立了基因研究实验室。“非典”爆发后，他和同事们齐心协力，只用了13天就完成了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列，为下一步研发疫苗赢得了时间。
“研究速度要快，这个病毒一定要控制，越快越好，”他说，“现在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想办法，争取时间。”
中大目前只有一套半基因排序仪器，而加拿大却有50套。由于仪器所限，中大只能允许3个人做活病毒研究。虽然研究条件不如国外，工作强度也很大，但卢煜明坦言“无怨无悔”。
卢煜明承认，现在工作压力很大，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动力。“‘非典’疫情出现以来，研究小组每个人都超负荷工作，研究速度比平时的课题研究速度快了10倍。大家自觉自愿，不讲条件。”
中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谈兆麟教授回忆起当初发现“非典”是副黏液病毒的情况时说，大家一直是以基因研究病毒，往往忘记采用传统的方法。“一天早上，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原来忘记了用古老的方法，就是用电子显微镜去看。”当时，他飞奔到医院，从清晨一直工作到夜里11点，终于获得了重要发现。
从3月以来就投入“非典”研究工作的谈兆麟，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他说，研究工作多不胜数，每天都有新发现，但“我希望反复论证，使所作出的结论对研究有帮助”。
在探询“非典”“真凶”取得突破的同时，香港的医学专家也通过多种途径寻求最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
最初，香港一直采用利巴韦林和类固醇治疗“非典”。不久，香港大学研究发现，包括干扰素和抑制艾滋病的蛋白酶抑制剂，对一些“非典”病人也非常有效，基于这一发现的新药眼下正在试验阶段。主持研究工作的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教授袁国勇未透露新药名称，但他表示，新药对重症病人和年老病人有正面作用。
与此同时，中大医学院和威尔斯医院采用血清疗法也取得效果，先后有70多人接受血清疗法，其中包括长期病患者和年长者，效果明显。
曾在工作中感染“非典”并已痊愈的中大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副教授郑彦铭，至今已捐出1000毫升血清救助患者。3月初，郑彦铭在威尔斯医院工作时受到感染，他自愿成为中大血清治疗法的试验者。3月底，郑彦铭康复出院后很快返回工作岗位，积极参与研究血清疗法。
他表示，如果病人需要，他愿意再次捐出血清，他的同事也乐意这样做。问他勇气来自何方，他说：“来自市民的认同和支持，这份鼓励，价值不可量度。我们决不会因为‘非典’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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