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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拨款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似乎没有问题，但一些财政状况好的省市肯定要“自己掏一部分钱”；早些时候已确定的涉及卫生部等机构的改革方案，也暴露出一些缺陷。
有关地方疾病控制中心预算的一份报告正在由卫生部加紧编制，以便尽快提交给财政部。这个中心未来需要的资金是否将由中央财政全部拨款，目前尚不得知，但《财经时报》获悉，财政部已经向卫生部表示，只要数字合理，都没有问题。而现在令卫生部苦恼的是，要把一个本该是动态的预算变成具体数字，绝非易事。
本周一(5月12日)，国务院通过并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下称《条例》)。这个当日即开始实施的文件，可以称为全国——特别是地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重建的开始。相应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领域的改革将进一步加速。
由于《条例》提出“国家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一般认为，“由国家拨款”是没有问题的。但各地情况毕竟存在差异，一些财政状况好的省市肯定要“自己掏一部分钱”。
重建地方防疫体系
本周三(5月14日)，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薛沛建透露，在全国及周边省市病情短期内还难以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准备建大型公共卫生中心。该中心将吸取国外最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中心的理念及要求，朝着“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卫生中心之一”的方向努力。这可能成为地方财力投入的发端。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闻发言人告诉记者，浙江在建立疾病控制中心方面比中央还早，上海等也动作很快。但某些省市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不过是把原先的卫生防疫站改了一个名称而已。至于省以下的相应部门，还远没有充分建立。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蔡仁华告诉记者，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基本架构是省、地、县三级原有的卫生防疫站。近些年这些部门资金短缺，队伍松散，其功能主要限于“消、杀、灭”、接种传染病疫苗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县级以下的卫生防疫体系基本处于卫生局管辖下、由名为“卫生协会”的组织掌控着。此次全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建立将只到县一级，而县及县以上一级疾控机构不少仍以卫生防疫站的形式存在着。按照规划，改造后的各疾病控制中心作为急救医疗服务网络部分，将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和人员。
权威人士向《财经时报》介绍，现在感染非典后接受免费治疗的首先是农民，接下来是民工，最后才是市民。这就意味着，列为公共卫生系统的传染病治疗，将逐步由中央财政支付。而据分析，越南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了非典疫情，正是因为他们实行了完全的免费治疗。
未来中国整个疾病控制中心到底需要多少钱，虽然还没有具体数字，但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认为，本次对付非典，中央财政方面的支出将超过100亿元。
另有权威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央已经拿出50亿元资金对付非典，近期将新增20多亿元资金投向农村地区。本周三国家发改委与卫生部联合会议提出，将立即着手研究制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加快专项部署和落实加强抗击非典医疗设施建设，加快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设施建设任务。这显示中央有追加资金的可能。
职能缺陷
《财经时报》了解到，早些时候已经确定的涉及卫生部等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也出现了某些需要调整的问题。
权威人士透露，按照有关方案，卫生部下面的食品、化妆品卫生标准职能国家质检局的食品质量标准职能，以及农业部的绿色食品监管职能，将划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未来，食品(包括绿色食品)、药品、化妆品、农药、兽药、医疗器械的监管职能，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打理。
但是，本次非典事件也反映出该方案的缺陷。比如有媒体报道，广东第一个非典感染者是一名厨师。要查出具体病因，卫生部需要有追溯传染病来源的权力，因此，其食品监管职能不可或缺。
从事卫生经济研究的蔡仁华说，现在把原属于卫生部的一些职能划出去了，但公共卫生领域的许多管理职能还存在。问题是横向、纵向都有一些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顺；卫生部主管一般日常业务遇到突发性事件，职权限制就暴露出来。
蔡仁华认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角色需要明确定位。现在它与地方、与同级部门的协调比较困难，遇到问题往往需要中央出面。他建议考虑通过由法律或中央政府授予中心特殊权力，能够直接协调指挥地方以及相关和同级部门。
但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具有协调职能，需要把《条例》变成立法，并由全国人大通过。况且，中央高层直接指挥针对传染病的工作，从长远来看显然不是办法，最终需要由社会组织和机构来承担任务。
医卫体系开放提速
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建教授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未来各种协会，比如护士协会、医师协会等组织都能够在医院的管理中发挥作用；卫生部和其他部委、企业、地方所属医院也需要实行属地化改革。尽管现在地方与军队、公安等医院做到了信息互通，但从长远看，行政体制的管理问题仍然难有大的突破。 权威人士表示，非典事件后，中国整个医疗卫生领域将加快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
杜钢建说，越南之所以在控制非典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是因为借鉴了日本的一些应急经验。非典事件将使中国在医疗体制方面引入外国成熟的治理经验——不只是局部领域，包括决策咨询也将对外开放。建立应急机制只是整个改革的一部分，未来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领域改革才是根本，其总体方向将有别于过去“从上到下的合作医疗制”，而是“自下而上的互助合作医疗”。
据悉，在公共卫生事业领域，特别是对突发性事件领域，中国未来可能会加大对外援助、对外合作、对外交流等方面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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