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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典疫情逐渐缓解，大量康复者陆续出院。记者在走访许多医院、患者、专家后发现，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是巩固抗非成果的重要一环。
应急处理能力的考验
5月24日，被整体隔离20多天后，人民医院终于松开了警戒线，恢复日常运营。作为三级甲等医院，人民医院的门诊量、急诊量和住院量每年达上百万人次。在非典疫情肆虐之际，这家医院发烧门诊3月下旬到4月下旬曾高达8000多人次。
突如其来的疫病，严峻考验着医院的应急处理能力。据医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其急诊是以节省空间和方便病人就诊为原则设计的，所有的化验、收费窗口都尽量设在一起，但这不适合收治烈性呼吸道传染病。
记者了解到，由于患者激增，医院被迫将天井改成留观室，未料想因为通风不畅，造成病毒聚集，而且通过天井蔓延到全楼。这家医院仅一个晚上就曾交叉感染90多人，关闭前9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北方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的首发病例就是从这里散播开去的。
医院一名外科大夫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隔行如隔山，由于大家都不太了解非典，医院对进入非典病区的医护人员上岗培训仅用了1个小时。培训老师是人民医院肝炎研究所负责人，也只是普及了一些普通传染病的隔离措施。我4月19日接受培训，21日上岗值夜班。当时一些必备器材都找不着，也不知道谁是负责人，而且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区分不严格。病人太多了，楼道里、凳子上、院子里全是打点滴的……”
人民医院的另一位医生说，当时医院大楼一层为非典诊疗区，二层一半是隔离区的医务人员休息区，另一半是产科。一些医务人员有时穿着隔离服就上到二层来休息，引发了交叉感染。后来有人提了意见，医院才派了两个人在楼道口守着。
事实上，人民医院的交叉感染只是北京众多医院应对非典猝不及防的一个缩影。据调查，人民医院被整体隔离后，病人又大量涌入北大医院，4月25日凌晨就聚集了98名非典病人。确诊患者、疑似病人、病人家属，吃喝拉撒全在北大医院门诊楼。病人拍胸片、做化验无法与普通病人完全分开。
有专家直言不讳地说，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只接触过一般专业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遇到非典这样的重大疫情，就显得无所适从。
科学管理水平十分重要
记者采访时发现，同样处在抗击非典最前沿，北京协和医院在广东非典蔓延初期，一批专家便通过互联网广泛搜集有关信息。在收治首例非典病人第二天，便按传染病房的要求，紧急将急诊室改建成20间发烧病房。这条从发烧门诊到病房的快速通道仅一墙之隔，最大限度地缩减了收治环节，避免了交叉感染。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江耘说，这场非典战役考验的不仅仅是医院的救治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验医院的管理水平。凡是医院管理者高度重视、提早备战、科学决策、措施到位的，感染率都相对较低。反之，凡是麻痹大意、疏于管理的都造成大量院内交叉感染。
在肿瘤医院医务处工作的何铁强对医院管理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多年来我国医院在积极寻求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忽视了医院管理的同步发展。医院的院长多是医务界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而非行政管理专家。一些外国学者在中国讲学时曾表示，中国的设备、技术是一流的，但医院管理却相对落后。
一位业内人士说，非典就像一次大考，考的其实是医院平时的功夫。北大医院感染管理专家李六亿深有感触：“传染病消毒隔离的一套措施，在危机到来之际现到书本中去找是来不及的，很多经验其实都是平时积累摸索出来的。”
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认为，被感染的部分医院，看似是被突如其来的病毒击中的，实际暴露出的是国有医院的所有者缺位。他说这有点类似于国有企业的顽疾。医院管理是一门全新的科学，医院管理者的经营、管理与决策需要一个组织结构、制度安排以保证效率，亟需建立“现代医院制度”。
应让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熟悉北京地理的人都知道，复兴门往西的地铁延长线被称作“医院一条街”，坐落着复兴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研究院眼科医院、石景山医院、首钢医院，这正是北京医院不同隶属关系的一个缩影。
北京共有医院275家，其中包括卫生部、教育部所属的医院，军队、武警所属的医院，各行各业所属医院，以及北京市的市、区、县所属医院。正如卫生部有关领导所说：“这些医院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资源不能整合。”
不少专家认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疫情最紧急的时刻，这个地区性质的小组涵盖了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和武警负责人，统一调配医疗等各种资源，并且每周召开40多家医院的院长联席会，解决各个医院之间的协调问题。
一些一线医务工作者提出：“这些旨在整合医疗资源的一系列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但毕竟是临时的。多年老体制形成的惯性，不可能仅凭一个临时小组或一纸命令就彻底改变。”
“表面看，信息滞后与失灵是使北京前期防治非典陷入被动的罪魁，背后却是由于条块分割，各医院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所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江耘对此十分感慨。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胡永华说，许多流行病临床调查资料归属于不同部门，但部门相互间缺乏配合协作，疾病控制部门和科研机构想取得这些资料十分困难，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科研进程受阻。
据一位做过多年医院管理工作的负责人介绍，对公共危机事件，惯例是按相应对口部门逐级上报。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一般情况不易显现，但遇到像非典这样的重大危机，容不得层层上报、请示，必须争分夺秒、当机立断，稍有犹豫和延误，问题就会迅速恶化难以收拾。
目前北京三级医院有60多家，比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少，但由于卫生机构主要按部门、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设置，导致医疗资源充裕与紧缺状态并存。一方面医疗卫生服务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另一方面医疗供给又满足不了人民群众需求，出现结构性不合理。比如，专科医院正逐步向综合医院靠拢，而综合医院又过于庞杂，医院之间服务能力、专业特长明显雷同。一些部属医院医疗仪器设备数量多，往往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在医疗卫生资源的调配上，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重医疗、轻防保”的不合理现象。资料显示，我国近七成的农村人口只拥有三成的医疗资源，即使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也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大医院占据了大部分医疗资源，中小医院和社区医院资源明显匮乏。
如何使现有的资源分布更合理？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医院打破部门、条块分割，进行医疗机构联合重组、重新布局，由大医院牵头，组建跨地区、跨系统的医疗集团，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当是可行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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