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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并未立竿见影，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预言最终也没能出现；户籍改革只是消除了制度性障碍，经济成本等障碍无法跨越
孙志刚死了。尽管在孙死后第80天——2003年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十数名主犯、从犯分别被判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由此案所引发的中国户籍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已经被消除。
“流动大军”心病
27岁的孙志刚是湖北武汉人，今年2月受聘于广州一家公司。3月17日晚10时许，孙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黄村大街被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以“三无”人员身份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晚，孙称有病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日凌晨1时13分至1时30分期间，孙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当日上午10时20分，孙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休克死亡。
孙志刚直接的死因是惨遭8名凶手殴打；间接的死因，则是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0年，其背景就是限制流动人员自由迁徙的政策，以及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由于这种户籍制度，中国有大约与生前的孙志刚一样的1.2亿流动人口，他们不能享受与所在地居民等同的“国民待遇”。
“收容制度本身针对的是特殊的群体，比如乞讨或者有精神病的人，起初并不是针对农村人或流动人员的。”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乡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白南生在评价孙志刚案时说。
白南生曾经专门对北京的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调查。他认为，北京的收容遣送制度至少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凑足了一车人，直接送到外地；第二个阶段，把被收容的人送到京郊昌平去拉沙，挣足了路费再遣送回家；第三个阶段，收容之后送到昌平，然后直接送到外省，让他们的家人交钱，而且收的标准还比较高。
责问收容制度
白南生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认为，最后一个阶段最值得担心。“一个陕西人被遣送西安后，找当地的同学朋友借钱，凑了500多元钱才被放人——这意味着可能会有收入；而一旦与收费有关，就意味着从过去的‘任务’、‘指标’变成了‘解决经费’。”?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广东的一家收容所甚至靠类似的“创收”盖起了气派的楼房。而“变味”的收容遣送制度，却成了众多流动人员共同的“心病”。
国家统计局人口社科司的数据显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流动人口数字达到了12107万，其中，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跨省流动4242万人。
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无疑是“流动大军”的首选之地。北京至少吸引了250余万外来务工经商的人；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早在2000年就达到了387.11万人。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这样的统计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农村现在有2.7亿剩余劳动力，除了1.4亿被乡镇企业吸引，还有1.3亿剩余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上转移出去。
“至于上街拦人，拿不出证件就收容，这样做很不合适。”白南生说，“实际上，很多北京人出门也不一定随身携带证件；况且，在北京工作的大量人群都没有户口，比如中关村工作的40万高校毕业生，有10万人没户口。因此，如果修改收容制度，一定要界定清楚针对哪些对象，绝对不允许扩大”。
然而，这又岂止是一项收容遣送制度。
户籍改革为什么遇阻
白南生说：“1999年前后，公安系统终于明白了：世人攻击的其实并不是户籍制度本身，而是很多被搭载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制度，比如跟迁移有关的粮油关系等。原来的户籍制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管理，一种登记制度，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内容。”
2002年2月，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鲍遂献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户口限制了人才的流动，是因为户口被人为地附加了很多不合理的功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户口和教育、医疗、人事关系等挂钩。他表示，要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面的不合理因素，还户口以本来面目。
对此，白南生分析认为，实际存在的限制，最早表现为城市的各种补贴，比如粮油布凭票供应，以及就业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医疗社会保障、退休养老制度等等；另外，基础设施的供应也有限。
现在，补贴情况不多见了，基础设施的压力也小了，其中，供气、供电、供水等都市场化了；但是，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还可以享受各种劳保，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在1997年以后，由于下岗分流人员的大量增加，不少地方认为大量进入的农民工在与当地人“抢饭碗”。
“为此，南京市曾经大量赶走民工，腾出了4000个工作岗位，但一个月后，当地人仅就业了1000个岗位，其余3000个没人乐意干。实际上，外来人员与城里人的就业还只是部分地搭界”。
同时，白南生认为，目前劳动力市场不统一，也造成了外来工与本地居民的不平等竞争，“这不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另外，政策取向也不容忽视。白南生认为：“政府做的应该更多，比如卫生部，我感觉像‘医院部’，因为他们本该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服务；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考虑更多的也是城市居民的再就业。”
此外，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制度也在不断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权。
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试点处处长乔润令告诉《财经时报》：“农民之所以选择进城，主要可能是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现在，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可能就是教育和福利了。”
他指出，农民进城实际要遭遇户籍制度和经济成本的双重门槛。“现在的户籍制度性门槛已经下降，但经济成本指标却在上升，它们取代了以往的制度性门槛，成为农民进城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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