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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人物：杨成勇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助理巡视员、办公室主任。在省人大负责选举工作13年，目睹了广东省在选举制度上的种种改革、创新与探索。
交谈动机
2003年春夏之交，深圳再一次以自己的行动宣告了特区之“特”：选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候选人张贴海报作自我宣传、非候选人击败正式候选人胜出、选民要求罢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民主实践，既对我国县级人大选举实践进行了新探索，又给我国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新课题，引发了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思索。这是一场自发的改革，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者的足音却响彻全国。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员专程为此事来广东调研。此前，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前往深圳进行了调研。
一场对话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也拉开了官方对此事的首次正面回应。
我们心态有些矛盾
记者：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区级人大选举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为何会集中出现在深圳？
杨：相对而言，深圳选民的民主意识较强，思想活跃，参与意识非常强烈，敢提候选人；同时，党委政府领导人比较开明；人大能充分发扬民主，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记者：这种有点像西方选举的竞争，你们觉得好吗？
杨：过去我们的心态十分矛盾，既想引入竞争机制，让高素质的人当选，又怕乱，不敢大力推广。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选举制度，对代表界别、结构比例有一定要求。如果谁能力强就让谁当代表，肯定会出现知识分子代表、男代表、党员代表多；工农代表、妇女和非党员代表少，代表结构肯定会受影响。尤其一线的工农代表少了，谁来代表他们？
其实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这种心理：既想引入竞争，又担心打破结构比例。比如说，女代表的比例要求是24%，如果一竞争，多半达不到这个比例。因此，要允许和适当地引入竞争，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度。
记者：据了解，基层对种种新冒出来的竞选的做法，似乎有些人为的抵制。有的候选人的海报被撕掉，搞喇叭宣传也有人出来制止，你们怎么看？
杨：我们认为，只要他是合法的，不干扰选举的正常秩序，没有搞贿选，就应该允许，就不应设置人为障碍。基层有这种做法，可能认为这是个人的行为。过去宣传候选人，组织行为多，但当个人行为出现自我宣传，就有人不适应了。而且，为保证代表的结构，我们一直有种做法，比如对共产党员超过80%的要通报批评，有时下面就有压力，担心一些非候选人当选可能会打破代表比例的规定，所以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我反对非选民当选
记者：您觉得中国以前有没有所谓的“选举文化”？这回能不能看成是选举文化的萌芽？
杨：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文化了，什么饮食文化、酒文化(笑)。应该说是一种选举制度的创新吧，西方有西方的选举制度，我们有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圳是出现了一些新东西，当中有的可以说是有益的探索，有的我觉得还值得研究。你比如说“外来人当选”，就值得研究。
记者：有人认为外来人口那么多，必须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声音。
杨：现在对外来选民参选有两种意见，一种说应该允许他们参选，“流动选民”，流动到哪里就到哪里参选；一种不认同，因为代表名额是按户籍人口来确定的，流动选民来参选，占了当地的代表名额，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东莞，户籍人口152万，外来人口是550多万，目前给东莞的代表名额是按原来147万的户籍人口确定的，假如都来参选，700多万人争原来147万人的代表名额，这合理吗？本来是东莞人的“饭菜”，却被外来人吃了，怎么行？如果选出一个外来人组成的权力机关，管理东莞的事务，那可能就会出问题。比如说，通过一个决议，要东莞拿出一笔巨款补贴安置外来人员，这合适吗？
选民的登记要从国情出发，如果你才住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就在那里选举了，流到哪里就在哪里选举，太儿戏了，我不敢苟同这种意见。非选民当选有效，我是反对的。
外来人权利难落实
记者：可能很多外来人口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来广东几年甚至十几年了，我也纳税，可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外来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不是也存在不公？我的民主权利是不是被剥夺了？
杨：从法律上看，外来人员的民主权利没有被剥夺，他们可以回户籍所在地参选或委托他人投票；但实际上，他们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了吗？没有！很多外来人员是不在意谁当选的，有的外来人员说：“谁当选都与我无关，我就是打工赚钱。”选出来的如果不是意中人，回去更是“白选了”。所以外来人员的民主权利在实践中是较难落实的，或者可以说不是不落实，而是他主动放弃了。
记者：那我们怎么才能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呢？
杨：这就需要我们改革和探索，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扬民主，要和我们的户籍改革结合起来。
记者：我们国家目前的相关法律好像没有对选民登记作出这方面的规定，有没有可能先从广东做起？
杨：《立法法》规定，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制度，是国家立法的内容。但广东对选民登记是可以作出一定规范的，如结合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进行探索。比如广州实行蓝印户口制度。蓝印户口我的理解相当于国外的“绿卡”，没有选举权，若干年后可以转为正式户口，转了正式户口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代表名额是按户籍人口确定的。
当然，适当地选少量外来人员当代表，以反映这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一定好处。所以，我们也支持深圳率先在这方面的探索，如我们给了深圳市八个外来人员的代表名额，各乡镇又有三至五个，不占当地的代表名额。动员一些有积极性的外来人员办理选民资格转移，在工作所在地参选。
一分为二看“罢免”
记者：最近，深圳南山区的33名选民又要求罢免新当选的区人大代表，您怎么看待这次事件？
杨：罢免代表不新鲜，但刚当选即提出罢免的确罕见，全省应是第一次。以前往往是发现了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被罢免，一般的工作失误被提出罢免是首次。
选民递交《罢免函》，联名罢免代表，应该说是一种进步。说明我们的选民越来越懂得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用法律武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吵架、骂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具体到这件事来说，区人大应当核实，我们也会督促他们核实———这33个人联名，到底是不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真实意愿。过去出现过10人以上联名，而名字被写上去，选民却不知情的情况。如果核实到情况属实、合法，就按法律程序办，召开选民大会表决，还要通知代表本人到会申辩，或是书面申辩。
记者：有人说，罢免是对代表的促进，您觉得呢？
杨：罢免这种事，一定要调查、核实，也不是说联名罢免就一定是好的，搞得好的话是对代表的促进，搞得不好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折腾”。比如说，33人提出罢免，召开了选民大会，罢免不通过。这33人不服气，又再提罢免，再召开选民大会，得要过半数以上选民参加，再来表决……这样下去就会变成“穷折腾”，代表也难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记者：那深圳出现的种种情况，会给我们的基层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应该说会给广东的基层民主选举带来积极影响。深圳走在前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如果会出现什么问题、什么失误的话，我们可以不断总结，不断改进。
代表提名值得研究
记者：现在基层选举出现了这么多新情况，省、市甚至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以后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现在老百姓普遍感觉，人大代表选举好像离自己很远。
杨：全国、省、市的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是“代表选代表”。现在基层选举出现联名提名较活跃的情况，以后省、市的选举肯定也会出现。这回我们的省人大代表有一些都是这样当选的，市里就更多了，政党提名的候选人有的落选，而代表联名提名的当选。像湛江选市人大代表，就有不少人是代表联名提名当选的。
不过代表联名提名多了，也值得研究。表面上看，扩大了民主，但多了却不一定是好事。容易出现你选我、我选你，事先打好招呼。像某地，我们下去一看，联名提名选出来的都是镇委书记、镇长。虽然没有贿选，但另一程度上这种“默契”扭曲了民主选举的本意，而且又把党员的比例弄高了。选民、代表活跃是好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我们的选举制度都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的地方。
记者：国内现在熟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好像不多，不像国外的大学，有专门研究选举的专业人才。
杨：我们其实也有，但我们在实践上，确实有许多条条框框。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担心，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因为制度不同，它们是三权分立，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照搬不等于完全拒绝，有个掌握的度。我们要海纳百川，借鉴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东西，但在如何借鉴上很值得研究。广东的选举搞得是很不错的，分寸掌握得很好，比如过去深圳龙岗大鹏镇搞的“三票选镇长”的探索，选民推荐候选人，搞演讲竞选，党委研究、人大再选举，搞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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